學術方法演進，是繼承中的超越。方法創新，既要時代推動，又需主觀素養。成功方法又必有相應研究成果，空談方法，於事無補。方法創新，其難乎哉！今據一孔之見草為三論，謹呈博雅，期待棒喝。
一、“大語境”詞語訓詁法
文本還原，過去是、將來也必然是《文心雕龍》研究的基礎，這也是熊十力所謂“根底無易其固”的重要條件。還原的基本方法是詞語訓詁，繼承並發揚乾嘉訓詁方法。《文心雕龍》研究文本還原工作，已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績。雖仍存不足，尚需改進，但標榜“重注”，大可不必，重複勞作，必由此而來。不過傳統訓詁，確有局限。或側重形、聲，輕視語法；或義偏常用，輕忽專門；或語境局於段篇，略於全書全人、時代風貌和文化傳統，如此等等。這些局限，也都影響到《文心雕龍》文本還原。為此，有必要提出“大語境”概念，即把上文提及的與文本詞語有關的各種因素都容納進去，以求得盡可能近似的文本還原。茲舉兩例，以申此旨。
例1：
《原道》首句雲：“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一般均釋“德”為“功用”、“屬性”、“特點”、“意義”。其失誤，就在於語境狹窄、望文生解。這樣解釋，首先不符合語法和邏輯。“文之為德也大矣”的表達方式，源於傳統語式。《論語·雍也》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禮記·中庸》雲：“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完全是一個句式。它是一個判斷句。“文之為德”作主語，“大”是形容詞的名詞化，做謂語。“之”字介於主謂成分之間，旨在取消主謂詞組獨立性，使其成為主語成分。而“也”字，則有緩和語氣、突出謂語的作用。如對‘德”作如上解釋，就句義難通，“文作為功用、屬性、特點、意義”能講通嗎？既講“功用”，為何接著說“與天地並生”呢？從下文看，本篇也確實未講“文”的“功用、屬性”，而是講“文”的根據，作本體論證。因此，要想正確還原，尚須另尋別解。到本體論術語中探尋，是一個思路。
將“德”與“道”相聯，先秦已有語源。《老子》二十一章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就認為“德”的內容從屬於“道”，或說“德”是“道”的表現形式。《管子·心術上》則明言“德者道之舍”、“舍之謂德”、“道之與德無間”。“道”入處為“德”，“德”為“道”的外在表現。而將“道”、“德”、“文”三者相聯，漢人已開其端。徐幹《中論·藝紀》雲：“藝者，所以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由“道”及“德”而“文”，是其文藝“本末”論。
發展到玄學本體論，“道”與“德”的聯係更趨緊密、細致。形容詞“大”，也獲得本體論專名意義。王弼《老子注》即稱：“道”乃“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二十五章）；“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為小，故複可名於大矣”（三十四章）；“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三十八章）；“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五十一章）。上引表明，在王弼玄論中，“道”乃“大之極”；作為“物之所得”的“德”，根源於“道”；萬物由“道”而生而“不為主”，即可“名為大”。在這裏，“道”、“德”、“大”已擺脫其日常義，而具有了專業、學科術語義。也許由於受到玄學影響的緣故，當時的佛學篇籍，也時見此類用法，“德”字每有“由行正道而得之意”，“指已得正道而無失”［1］。宗炳《明佛論》即稱“故德與道為一”。《阿毗曇序》則謂：“眾佑有以見道果之至賾，擬性形容執乎真相，謂之大也。”在這裏，“大”也具有了本體性。下文又將“要道”與“至德”聯係論證。劉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也稱“冥機”通“道源”、“玄德”思“神理”。劉勰“依沙門僧祐”十餘年，“為文長於佛理”（《梁書·劉勰傳》），對玄論又推崇備至（《論說》），在對“文”作本體論證的《原道》篇中沿用這一語用模式，實乃順理成章。“文之為德也大矣”一語是說，文作為道的表現（“德”）是一種“大”。不是日常義之“大”，是作為本體論專名、“可言之稱最大”的“大”，也含有“不得不尊”、“不得不貴”之義。這樣解讀，句意便豁然貫通，“原道”之旨也燦然大明。所以，下文接著詰問：“與天地並生者何哉？”緊承回答是：人文與天地玄黃、日月疊璧、山川煥綺，均是“道之文”，由“道”而生。這正是“文”的本體根據。而對“文”的功能性論證，則集中於《征聖》、《宗經》、《程器》和《序誌》諸篇，《原道》則無一語涉及。“功能”、“特點”雲雲，純屬望文生解。
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