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法”式修訂
王元化先生“文革”後重登學壇，主要是從出版《文心雕龍創作論》開始的。關於此書的宗旨，其《創作論八說釋義小引》有明確介紹：
從《文心雕龍》中選出那些至今尚有現實意義的有關藝術規律和藝術方法方麵的問題加以剖析。
從中探討中外相通、帶有最根本最普遍意義的藝術規律和藝術方法（如：自然美與藝術美關係、審美主客關係、形式與內容關係、整體與部分關係、藝術的創作過程、藝術的構思和想象，藝術的風格、形象性、典型性等）。
（劉勰）正是通過這個渠道（指古代文論——引者）接觸到有關帶有最根本最普遍意義的藝術規律和藝術方法問題的［1］。
總之，就是希圖通過對《文心雕龍》的闡釋，探討中外相通的普遍藝術規律。被作者視為定本的《文心雕龍講疏》序對此有進一步的確認：
《文心雕龍創作論》在六十年代初撰成，但是我開始構思並撰寫它的時候，我的旨趣主要是通過《文心雕龍》這部古代文論去揭示文學的一般規律。在文藝領域，長期無視藝術性的探索，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產生上麵想法還有其他原因。五十年代末期，緊接著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的政治運動之後，“大躍進”的暴風雨席卷了中國大地。那時候，人們似乎喪失了理性，以為單單依靠意誌，就可以移山填海。……在飽經苦難之後，一些學人對於唯意誌論感到切膚之痛。首先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孫冶方的價值規律的理論。……文學方麵掀起以《文心雕龍》文代表的古代文論研究。”［2］
這裏除了確認《文心雕龍創作論》意在揭示文學一般規律之外，還表示另有矯正忽視藝術性探索，批判唯意誌論的意圖。但過來人大都知曉，六十年代初之所以掀起一股古代文論研究熱，實與主流意識形態為反修防修和增強民族自信，倡導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體係”有關。王先生該著的撰述，是否也受到這種氣候的鼓舞呢？
但《文心雕龍講疏》序同時表明了對“規律”問題的新看法：
那時我正沉迷於黑格爾哲學的思辨魅力……黑格爾那強大而犀利的邏輯力量，卻使我為之傾倒……加強了我認為文學規律可以被揭示出來的信念……“十年浩劫”之後，當我可以重新閱讀、思考、寫作的時候，我對黑格爾哲學進行了再認識、再估價……我認為自己需要對黑格爾哲學認真清理的，除了他那帶有專製傾向的國家學說外，就是我深受影響的規律觀念了。我知道……藝術規律的探討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領域，不小心就會使藝術陷入僵化模式……但是，這種戒心未能完全遏製探索規律的更強烈的興趣與願望。《文心雕龍創作論》在論述規律方麵所存在的某些偏差，第二版中仍保存下來，直到在這新的一版裏，我才將他們刪除，而不是用今天的觀點更替原來的觀點……可以說是在做減法，而不是在做加法。［3］
這篇序言，同時作為《讀文心雕龍》序，置於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讀文心雕龍》的卷首。
也就是說，至此，王先生對於“文學規律可以被揭示”，已經表示出懷疑；已經自認原版論述規律方麵“存在偏差”。因此，才在新版中予以“減法”式修訂。
但王先生反思“規律”更重要的文本，還是《讀黑格爾的思想曆程》［4］，和《我的三次反思》［5］，以及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學術集林》第2卷編後記。
鑒於上述資料不難覓得，也為節省篇幅，此處茲不一一征引，僅歸並列述王文對“規律”的反思要點如下：
王先生認為，他對“規律”的過分迷信，幻想在藝術領域內可以探索出一種一勞永逸的法則，主要是受到黑格爾哲學過分推崇邏輯推理，忽視曆史實證研究的影響。
對黑格爾提出的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理表示懷疑，因為曆史和邏輯並不是同一的，後者並不能代替前者；過去所深信的所謂邏輯與曆史的一致性的說法，其實隻是理性主義的過分自信；在曆史的進程中，雖然可以發現某些規律性，但曆史和邏輯畢竟不是同一的，邏輯推理不能代替對曆史的實際考察；清人錢大昕所說訓詁考據乃“義理所由出”，即闡明此義。
黑格爾哲學往往使人過分相信邏輯推理，這就會產生以邏輯推理代替曆史的實證研究；長期彌漫在各個領域的“以論帶史”，就是不從事實出發，不從曆史出發，而從概念出發，從邏輯出發；運動中給人妄加罪名，也是不從事實出發，根據邏輯推理作出；從曆史的發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邏輯性規律，但這些規律隻是近似的，不完全的，曆史和邏輯並不是同一的，後者並不能代替前者。
過去一直認為規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理論工作就在於探尋規律也是不容置疑的；現在認為事物雖有一定的運動過程、因果關係，但如果以為一切事物都具有規律性，那就成問題了；我們在宇宙萬物中所認識的規律性微乎其微，在人類繼續發展和知識不斷累積的情況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規律，但宇宙萬物是不是都具有規律性，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