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個重實際的民族，絕少作脫離人生實際的抽象玄思，即如哲理也是“多論人生，而少談宇宙”。但中國人思想又決非停於物象表麵，拘於事物行跡，而是能在經驗基礎上進而窺探物象神髓，把握事物實質。隨著實踐能力的增強，這種把握實質的能力也與日俱增。因此有人稱這種精神為“實用理性”或“實踐理性”。六朝時期，整個社會的思辯能力大為增強，其中思想方法也抽出新緒。玄學家在莊子“得意忘言”說基礎上構造的“言不盡意”論，雖不甚確切，但其中諸如“尋言以觀象”、“尋象以觀意”等，卻也有助於引導人們由現象探究本質。不能否認，“得意忘言”作為一種方法論，對六朝意識形態各領域均有重大影響。在對自然美的觀照中，時人每借用此法，由觀象而得意，領悟某種人生情趣。當然運用此法審美，也有賴於審美的敏感，即能迅速捕捉自然形式美，並引發相應的心理聯想。而這又得力於真切的生活體驗和豐富的精神世界。謝靈運之“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庾友之“馳心域表，寥寥遠邁”，即為此類審美的表述。西哲有將審美劃為“分享”、“旁觀”二型者。而六朝自然審美則有異於此，它既不是“分享”，也不是“旁觀”，而是不脫離形象而又含有分享的感悟和體味。宗炳《畫山水序》用“應目會心”一語概括，真可謂妙手偶得。
這種審美方式，在對自然美的觀賞、藝術創作和藝術理論中，都有所體現。自然美既然以形式美取勝，人們在觀賞時當然不能脫離應目的外形。但如僅止於此，也隻能獲得生理的快感，而不會產生精神的美感。“賞者，所以辨情也。”隻有“應目”與“會心”相承，才能產生審美。《世說新語·言語》記載，簡文帝遊華林園，對左右說：“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林木、禽獸形態美應目而入，心有所動，會心領悟，才產生了濠濮之想和“自來親人”的意味。王子猷的終身愛竹，王羲之的以鵝為伴，若無“會心”，即難理解。陶潛《飲酒》詩雲：“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夕陽西下，山氣朦朧，秋菊芬芳，歸鳥翩翩，一幅絕美的風景畫映入詩人眼簾，而他卻從這幅畫中悟出了一種人生“真意”。這“真意”的確切內容，詩人自己也欲辨不能，隻好由讀者去揣摩領會。這並不是詩人故弄玄虛，因為鑒賞不純為認識，它主要是懷有感情的感受，有時確實會出現隻能意會、難以言傳的境界。這種體驗言外之意、可道又難道的審美心理，也是我國自然審美的傳統特色。對這一特點的理論概括，除宗炳畫論外，還所在多有。《古畫品錄》就認為，隻有將“拘以體物”與“取之象外”結合起來，才能臻於“微妙”。顧愷之謂“手揮五弦易，目送飛鴻難”，就是說作為視覺藝術的繪畫表現形似較易，而要畫出望飛鴻而目送神馳的會心，就需極深的功力。此外，劉勰、鍾嶸、顏之推等人闡揚的“滋味”說，也與這種審美特點不無聯係。
縱覽六朝，在前期，重節操、有教養的士人較多。他們在與自然的接觸中，還多能通過“應目會心”，體驗大自然的多樣優美。到後期，士族地主愈來愈腐朽，在與自然的關係中，“應目”者漸多，“會心”者卻日稀了。自然外在形式的絢麗多姿，誘惑著昏昏士子，使其沉溺於玩物喪誌的聲色之娛。所多的是感官刺激，所少的是會心的審美。
（四）工夫與天然融彙
藝術既然是一種創造，就不可能純任自然，而必定要體現出藝術家的工夫。但這種工夫又必須不露斧鑿之痕，以自然出之，方能臻於妙境。這又是我國古典美學的一個優良傳統。
早在先秦時代，老子“大巧若拙”的思想就體現出這一審美理想。但實際上，老子卻反對人工創造，即所謂“絕巧”。儒家雖然不棄“文”，但也更重“質素”。因此從總體看，六朝之前，文學藝術更推重質樸，而有忽精心雕飾的工夫。到六朝，隨著物質、文化生活的發展，對藝術規律認識的加深，人們對藝術創作意匠經營的工夫高度重視了。《抱樸子·鈞世》“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的議論，反映了這一巨大變化。詩歌的構思、修辭、音律；繪畫的構圖、象形、布色；書法的立意、用筆、取勢，諸多藝術工夫便大放異彩。六朝文論的許多內容，就是對這些工夫的探討、總結。其間雖然與士族地主日漸腐敗相聯係，刻意雕琢、鬥奇弄巧的形式主義日漸猖熾，但文壇對自然清新的追求也頗執著。六朝士人的稱情使性、放達不羈，玄學“任其自然”思想的傳布，都強固著自然審美的“天然”標準。“知夫至真，貴乎天然”，是更富有生命力的時代審美意識。當時的藝匠哲人如宗炳、顧愷之、劉勰等都曾標榜“自然”。《文心雕龍·隱秀》就認為，隻有“自然會妙”與“潤色取美”相融相襯，才能達於秀美。《大子夜歌》“明轉出天然”的詩句，則表明勞動群眾也具有這種審美意識。
但就六朝各類藝術創作而論，工夫與天然卻往往各有所偏，而真正做到兩者結合的了無幾人。有人比較宋文帝和王子敬書法曰：“天然勝羊欣，工夫少於欣。”庾肩吾評張有道和鍾元常書雲：“張工夫第一”，“鍾天然第一”。鮑照當顏延之麵評比謝靈運和顏詩說：“謝詩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這都說明二者得兼之難。才高如謝靈運，雖然力求“追琢而返於自然”，但也終因“雕琢太甚”而“頗以繁富為累”。從最高的標準來看，無一偏之弊者，或許隻有部分民歌、王羲之的書法和陶淵明的田園詩吧。陶潛的一些寫景詩，確實達到了“平淡中有思致”。上文曾引的《歸園田居》和《飲酒》等詩對自然美的描繪，就可說是工夫、天然渾然一體。這是因為，陶詩“從田園耕鑿中一段憂勤討出”，“直寫胸中天”，又能以爐火純青的省淨語言表現，故能達此極境。可見工夫與天然的完美結合，還是植根於深切的生活體驗和艱苦的藝術磨煉。當然，如果從二謝等人詩中摘出若幹佳句，也並非沒有兩者完美結合的。諸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不都自然中凝聚著工力嗎？還應指出，六朝園林建築也力求天然與工夫的結合。上引《洛陽伽藍記》所描繪之園林建築，就利用因借、對比等法，達到了“雖有人作，宛自天開”的境界。當時的許多僧舍，更是巧借自然山水，力求化工天成。釋傳載：“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鬆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複於室內別置禪林，森樹湮凝，石徑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此類意境，雖然與佛家超塵脫俗的清空生活意脈相連，但其清幽邃遠之美，不也使我們心向神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