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歐洲人或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時，除了東方主義這個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重視外，我們還會碰到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國以及中國人始終受到西方媒體的“妖魔化”？為什麼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同胞在西方媒體中竟被描繪得與其真實麵目相差如此之大呢？為什麼許多對中國一無所知的西方文人竟能在自己的紀實或虛構作品中僅憑著道聽途說或自己的想象就能對中國進行一番“栩栩如生”的描繪呢？應該承認，他們的想象力確實是豐富神奇的，但實在是離事實甚遠而難以令人置信。究其原因，我們同樣也可在西方人建構出來的“東方”或“中國”之概念和形象中找到答案。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在歐洲人眼裏，素來以“他者”的形象而出現，這個他者對歐洲人來說，有著兩個既相輔相成又相互矛盾的因素：一方麵是中國作為一個遠離文明中心歐洲的異國之邦，無論其文明的程度還是文化的質量都無法與“先進的”“高級的”歐洲文化相比；另一方麵，中國的神秘性和曆史悠久性對這個龍的帝國之外的每一個人似乎又都有著極大的誘惑力，因而對它進行種種猜想、探索進而描繪就成了歐洲人的一大樂趣。曆史上就有不少歐洲人不遠萬裏，甚至遠涉重洋，冒險來到中國，其目的就是為了獲取對中國的一點直觀印象，然後經過他們那帶有強烈的主觀能動意識的神奇想象，甚至充滿建構意識的描繪，便把一個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了他們的同胞麵前。本書各章在介紹中國文化在主要的南北歐國家傳播時也將介紹不同的歐洲國家的人們對中國、中國文化以及文學的反應和重新建構，特別是歐洲作家對中國文化的挪用和吸收。因此，我們從這些不同的反應和重構中可以看到一個多重的、分裂的“中國”形象。中國的哲學、中國的文化在17 世紀的英國頗受重視，甚至被一些英國知識分子稱為達到了完美的極致①，而中國的園林藝術則對18 世紀的英國文化和藝術風尚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② 相比之下，18 世紀的英國小說家丹尼爾·笛福則顯然出於殖民主義的觀念和歐洲中心意識的驅使，竟對當時的中國得出了很壞的印象，他從各方麵拿中國來和當時已發展到相當的文明程度的歐洲相比，最後得出的結論認為，中國人並不比野蠻人強多少，中國的弱勢根本經不起英國皇家軍隊的打擊，等等。這些錯誤的甚至十分荒謬的看法都是這位從未來過中國的小說家借《魯濱孫飄流記》（第二部）的主人公之口說出的，但卻反映了以笛福為代表的一批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但19 世紀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表現或對中國文化的利用則大大少於17、18世紀，其原因主要在於這時的歐洲殖民主義已從對中國的神往逐步轉向了對這個大國進行直接的侵略、掠奪進而控製。我們若是要從理論上來找出歐洲人對中國的種種誤解和誤構的原因，恐怕還要涉及一直在理論界和東西方比較文化界引起爭論的文化相對主義概念。
毫無疑問，文化相對主義這一概念，首先是歐洲人提出的，但對其真實內涵卻一直有所爭議。從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初歐洲知識分子提出這個理論概念的目的在於強調歐洲文化的高級和文明程度是其他任何文化都無法相比的，而歐洲以外的文化或文明則長期處於蠻荒和蒙昧的狀態，正是歐洲人的大量殖民實踐，把自己的文化強加給這些“劣等”民族，才使其進化為今天這個樣子的。顯然，這是一派十足的殖民主義腔調。有些歐洲學者雖然對這種歐洲中心或歐洲優越的思想並不讚成，但他們出於無意識的驅使，也時常在自己的著述中流露出這種思想的痕跡。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這位西方文化內部的批判者，在他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從表麵看來是在批判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思想，但實際上也還是在鼓吹帶有強烈歐洲優越觀念的文化相對主義思想。他的著作的積極意義在於承認每一種文化都具有的特殊性和個性，這對於歐洲人認識到他種文化的價值無疑有著一定的參照作用。按照他的歸納，“……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它的土生土壤中勃興起來，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土生土壤聯係著；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每一種文化各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願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在這裏，文化、民族、語言、真理、神、風光等等，有如橡樹與石鬆、花朵、枝條與樹葉，從盛開又到衰老———但是沒有衰老的‘人類’。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現的新的可能，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老，永不複返”①。然而，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歐洲文化學術界卻打著文化相對主義的旗號來研究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其意在突出歐洲文化和文學優於其他文化和文學的特殊性。由於他們把一切歐洲以外的文化都視為“他性”文化，因而這種比較的結果便成了通過找出歐洲文化與那些他性文化的不同而進一步確立了其優越地位的出發點。後來，由於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麵的崛起，歐洲老牌殖民主義逐步衰落，歐洲中心主義才逐漸拓展演化為西方中心主義。由於美國自身的多元文化特征，舊有的文化相對主義概念顯然變得不合時宜而在文化學術界頗受冷落，文化的多元性得到東西方文化界和學術界的普遍認可。近十多年來，由於東方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崛起，以及後殖民主義的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進而對中心進行解構的嚐試，文化相對主義的原有西方中心之內涵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一批有著寬闊的胸襟和戰略眼光的西方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這一不可忽視的事實，即西方文化已發展到自身的盡頭，它本身難以克服自己的種種問題，因而需要借助於外部的理論和實踐來反觀自身。作為一個直接的結果，文化相對主義這個術語也變得越來越包容，它對比較文化和比較文學研究的固有觀念也產生了影響。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文化相對主義，其內涵已與其提出者的初衷大相徑庭。從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總結出這樣一個規律，對中國的表現和重構，屬於相對的中國，這種相對的“中國”與本質的中國有著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的程度取決於接受者和描繪者自身對中國的了解程度如何，此外，特定的時代風尚和中華民族的承受心理也占有一定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