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的普及自然有其積極的和消極的方麵，那麼作為使用範圍僅次於英語的漢語，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麵前又是何種情形呢？既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的全球化更為明顯地導致了文化多樣性的出現，那麼這一現象具體體現在何處呢？就體現在邊緣文化向中心的運動，也即巴巴所說的，一方麵是（由西向東快速運行的）全球化進程，另一方麵則是（由東向西緩慢運行的）“少數人化”（minoritization）進程，也即另一種形式的全球化。① 可以說，未來世界文化的發展就取決於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張力和互相製約。因此用“全球本土化”這一策略來形容這種張力是比較合乎實際的。
誠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卷入了其中，對於謀求跨越式發展的中國來說，已經別無選擇地且全方位地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應當承認，全球化帶給中國的，主要是發展機遇，也即全球化為中國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和得以與西方強國進行平等競爭和對話的平台。就經濟的發展而言，雖然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令世人矚目，但要趕上發達國家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主要是由中國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和貧富等級的差距過大所致。而在文化領域內則不然。中國雖然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並在曆史上有過“中央帝國”（central empire）之稱謂，但在鴉片戰爭之後，一係列喪權辱國協議的簽署和大片土地的割讓導致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中央帝國分崩離析，並最終退居世界的邊緣。它不得不向經濟發達的帝國主義列強認同，因而在全盤西化的實踐之下，中國的文化幾乎成了一種邊緣的“殖民”文化。大批移民移居海外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躋身當地的主流文化，而要想真正躋身主流文化就得熟練地使用其語言，而要真正掌握一門語言的精髓，就得進入其獨特的符號和發聲係統，甚至要暫時忘記自己的母語直接進行外語的思維和表達。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定居美國的華裔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發展曆程。① 他們中的不少人往往處於一種矛盾的狀態：一方麵試圖用英語來表達中國的東西，另一方麵又不得不為了取悅主流社會的欣賞接受趣味而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習俗進行歪曲性的描寫和批判，因而毫無疑問便招來了另一批人的猛烈抨擊和批判。②他們中的另一些人，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出的新移民，如哈金（原名金雪飛），則充分發揮自己的獨特語言優勢，或者遊刃有餘地躋身主流文化之中，以其具有獨特中國內容的英語寫作打入美國市場，並同時獲得主流文化圈和華人社區讀者的認可；或者，如貝拉（原名沈鐳），首先用自己的母語寫作，在中國市場大獲成功後，再由別人將其作品譯成英文或日文，而最終進入國際圖書市場。無論他們用英文寫作或用中文寫作，他們的創作實踐實際上已經納入了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們的視野，被當作華裔文化語境中的“流散寫作”現象來研究。而華裔英文流散寫作在全世界的迅速發展則在客觀上起到了向非漢語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積極作用。① 當然，我們對這批精英們的努力及其成效不可忽視，但另一方麵也更應該重視仍然用漢語思維和寫作並試圖拓展漢語的疆界使之成為一門世界性語言的人們的嚐試。他們的努力雖然此時在全球化浪潮麵前仍顯得步伐緩慢，但其長遠的效果將隨著中國經濟更為迅猛的發展以及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而逐漸顯示出來。
毫無疑問，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漢語的崛起和成為另一大世界性的語言，已經成為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對於漢語在全世界範圍內普及的意義，我們也許隻注意到了漢語疆界的拓展之積極的方麵，而有可能忽視其另一方麵，即在拓展漢語疆界的同時模糊了漢語的民族文化身份，使其也像英語一樣變得日益包容和混雜。尤其在中國的港、台地區以及海外的華人社區，漢語經常和一些英文詞彙夾雜在一起使用，從而導致了漢語的新的“英化”趨勢。對此不少語言學家感到憂心忡忡，並大力呼籲漢語的“淨化”。但我們卻認為，如果我們果真能達到使漢語拓展其疆界之效果的話，倒有可能促使漢語早日成為僅次於英語的世界第二大語言，它在某些方麵將起到英語所無法起到的作用，而在另一些方麵，則與英語一道成為可以與之互動和互補的一種世界性語言。這一前景實際上已經在下麵幾個方麵露出了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