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辛苦讀書來
吳可讀（1812—1879年），字柳堂，甘肅蘭州人。其先世為浙江處州人，明初隨肅莊王就藩，而遷徙到蘭州，世為耕讀之家。吳可讀生性穎悟，尤善詩文。道光十五年（1 8 3 5年）考中乙末恩科舉人。其後，為了節省往返費用，便寓居北京達8年之久，執意博取功名，但屢試屢敗，未能得償心願。最後以舉人身份被派到伏羌（今甘肅甘穀）擔任縣學訓導，主講朱圉書院，並被聘為山長。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伏羌的弟子湊集路費，再赴京城參加會試，終於考中庚戌科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員外郎，10年職務未動。1861年，母親去世，扶柩歸蘭，主講蘭山書院。1865年春再入都，補原官，後遷吏部郎中。1872年補河南道監察禦史，冬因劾成祿降三級調用。1874年返故裏重講蘭山書院，期間當過幾年山長。1876年起用為吏部主事。1879年以死諫慈禧為太皇太後而廢垂簾聽政殉國。
吳可讀從政之餘，曆任各地教職，滋蘭樹蕙，桃李豐盈。他主講朱圉書院時就對症下藥，借給孔子的弟子伏羌石作蜀墓擬一楹聯：“共仰孔門高，問顏曾七十之徒，何處最多佳士；休言秦俗悍，自鄒魯三千而外，此間大有傳人。”鼓勵當地學生，破除自卑心態，奮發向上。他還要求諸生做學問就應時時觀察、處處留心，“諸生何處覓文宗，絕妙文章到處逢”。同時他也非常注重言傳身教，學習知識和修養品德並重。他主講蘭山書院時的得意弟子安維峻剛直不阿的品行，就與他的教誨有很大關係。另外，吳可讀還在幫辦甘肅團練、設立甘肅舉院、宣傳牛痘免疫等事，頗多建樹。
吳可讀有《攜雪堂詩文集》，其中“攜雪堂對聯”部分收聯87副，有《題蘭州甘肅貢院》一聯共有192字，是天下聞名的長聯之一，其斐然文采，由此可略見一斑。
青燈猶是書生味
吳可讀剛直耿介，遇事敢言，很有士人風骨。1872年，當陝甘總督左宗棠奉旨鎮壓起義時，有個滿洲武將叫成祿的，官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誣良為逆，肆意虐殺無辜肅州百姓，居然虛報戰功，說自己打了一場大勝仗。吳可讀接到同鄉字字是血淚的來信，義憤填膺，遂奏劾成祿的罪名“有可斬者十，不可斬者五”。於是成祿被革職拿問，定為斬立決。但誰想這成祿神通廣大，竟買通了個軍機大臣替自己在同治帝麵前說情，竟改斬立決為斬監候，雖說都帶了個斬字，可區別是相差千裏，命保住了不說，還有可能脫離牢獄之苦。吳可讀得知此事，憤不可言，上疏力爭，奏請“先斬成祿之頭懸之槁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之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中國曆來就有“殺言官是亡國之象”的說法，但同治帝大怒，認為吳可讀是欺他年幼，才敢如此頂撞，非要他腦袋不可。三法司會審，刑部迎合皇帝，辦了吳可讀死罪；但定死罪要全堂同意，缺一不可。刑部尚書、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副都禦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計13位堂官，一個個在奏稿上畫準，畫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無論如何不肯下筆。就因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吳可讀才保住了性命，改為充軍。吳可讀劾成祿被充軍後，當時人有《贈柳堂二十韻》，形容吳可讀的風骨氣概：“乾坤雙淚眼，鐵石一儒冠。”一時傳誦天下。
同治皇帝死後，慈禧太後為了收買人心，寬免了因進言而獲罪的官員，吳可讀因此得以重返京師，授官為吏部稽勳司主事。然而他的忠君之心，並未因差點被同治帝殺頭而改變，反而對慈禧太後的專橫有所不滿，更為眾多大臣竟無一人站出來替同治帝說一句公道話而氣憤。因此決定為絕嗣的同治帝抗爭一番。恰在這時，內閣學士廣安也因不滿慈禧太後的霸道而上了份奏折，認為“對於立嗣這樣的重大問題，臣下不應當緘默不語”。他在奏折中借古喻今，以宋代趙普不遵守宋太祖遺詔，擅立太宗的教訓為例，說“立嗣大計，雖然決定於片刻之間，但尤應重視其百代之後”。為了防止趙普那樣的人擅自廢立，請求兩宮皇太後立下“丹書鐵券”，以保證嗣皇帝生了皇子後繼承同治帝。慈禧太後看了，不禁大發雷霆，立即傳旨對廣安加以申飭。正臥病在床的吳可讀不由得悲憤萬分，立即下床取出筆墨，奮筆疾書，想再次上奏慈禧太後，為皇道正統討個公道。後經人勸才打消了這個念頭。一個小小的六品主事，人微言輕。更何況慈禧太後現在正在氣頭上，即便進言她也肯定聽不進去，與其這樣白白送死，倒真不如等等，總要死有所值。時間一年一年的流逝，但吳可讀那顆書生意氣，卻始終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