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代傑出的大政治家，在文學上也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詩、詞、文均絕妙一時，故20世紀的絕大部分文學史著作和宋代文學研究論著都給他以相當高的評價。世紀初的梁啟超說：“顧即以文學論，則荊公於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荊公之詩，實導江西派之先河，而開有宋一代之風氣。”現將其研究中的有關問題分述如下。
一、生平、思想與著作
王安石政績卓著而位極人臣，故其生平事跡史書記載較詳細，但也不乏附會詆毀之說。年譜也有多種，以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考證最為翔實可信。該書《序》雲：“予竊不自揆，編次荊國王文公年譜有年，所閱正史及百家雜說，不下數千卷，則因年以考事，考其事而辨其誣，已略具斯編矣。”此年譜在20世紀很流行，成為研究王安石生平的重要參考書。今人所著的王安石的傳記、評傳之類的著作也很多，除梁啟超的《王荊公》之外，有柯昌頤《王安石評傳》，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熊公哲《王安石政略》，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漆俠《王安石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鄧廣銘《王安石——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襲延明《王安石》，中華書局1986年版等。其中，鄧廣銘的著作影響較大，全書分為12章，作者在卷首自稱：“我在這本書中所著重述寫的，隻是作為法家政治家的王安石，隻限於他的政治思想、主張和實踐；關於他的哲學思想、文學作品和學術論著等則未加論述。”1994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裴汝誠點校整理的《王安石年譜三種》，除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外，還收有宋代詹大和撰《王荊公年譜》，清代顧棟高撰《王荊國文公年譜》。
在王安石的生平研究中，最重要而有爭議的是關於他所推行的“熙寧變法”的看法。由於王安石性格剛毅果敢，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魄力來搞變法，在當時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自南宋至明清又有不少正統觀念強的學人加以詆毀，莫衷一是。不過，20世紀以來，自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大力頌揚之後，人們在有關論著中普遍將王安石稱為偉大的政治改革家，對其變法持肯定態度。在“文革”中王安石被視為法家人物，評價極高。到“文革”後，方才出現公開的反對意見。王曾瑜在《王安石變法簡論》中說：“解放以後，史學界占優勢的意見傾向於肯定他，但也有否定者，這就是已故的蒙文通先生，可惜未見有係統論著問世。在我們偉大祖國慘遭林彪、‘四人幫’之流蹂踐之日，‘四人幫’出於篡黨竊國的需要，利用王安石這個幽靈作為政治鬥爭工具，對他的學說和變法，都隨意地胡編亂造。”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王安石變法的重點，是加強對貧民下戶的搜刮和鎮壓，而對祖國的統一沒有作出什麼貢獻……至於他懷抱統一祖國的理想，農田水利法對發展生產起了某些作用，也是應當肯定的，但畢竟隻能作為評價變法的次要方麵。”又說：“他的變法徒然使人民支付了重大的代價和犧牲，卻並未對祖國的統一做出像樣的貢獻，他對前輩提供的新東西，主要是加強剝削和鎮壓，這就難以肯定了。”但此說並未被人們普遍接受。許懷林《王安石變法的曆史地位》認為：“慶曆新政之後的王安石變法，是勢所必然，有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北宋社會的客觀需要”，“王安石變法應該肯定，在於它符合社會發展要求，順應了曆史前進的方向”。
1949年以後，研究者很關注王安石的思想。吳誌達《王安石詩初探》介紹王安石的思想說：他的世界觀相當複雜，儒、道、墨、法、佛諸家的思想都給過他或多或少的影響，但從大體上說，在他罷相隱居以前，他的世界觀、政治觀、人生觀基本上是屬於儒家思想體係的，他的哲學宣言“致一論”的基本內核，是孔子“吾道一以貫之”、易“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是積極進取的，“晚年隱居鍾山之後，則信仰瞿曇，常與高僧交遊，佛家思想日漸增長”。馮憬遠《王安石的唯心主義體係——與侯外廬同誌商榷》一文認為，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說王安石的哲學是唯物主義，是可以商榷的。他認為，“總的說來，王安石終歸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王安石的“天”是一個有意誌性、義理性和主宰性的“天”，“道”是一種超現象、超形體的神秘本體。王安石的認識論也是唯心主義的，“一者他承認在認識中有某些先驗的認識本源，二者是在認識對象問題上追求具有倫理內容的絕對的法則，為了建立這種聯係，他提出了‘致其一’這種認識方法”，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用主體和客觀的抽象統一和直接過度來彌縫他的先驗認識本源和超自然認識對象之間的空隙的”。李宗桂《試論王安石的哲學思想》則認為，王安石所說的“道”是自然、規律之意，認為規律是可以被認識和掌握的，王安石提出了“繼天道而成性”的光輝命題，在自然觀、發展觀和認識論上，“都是基本上堅持了唯物主義立場的”，在中國哲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許懷林、吳小紅《荊公晚年耽於佛屠辨》，認為王安石晚年研讀佛書、與僧徒往來，意在了解一種學術，絕非意誌消沉的行為，“王安石主觀上並不存在遁世的願望”，他雖然隱退，但仍然關注社會現實，勤於著述，“僅把方外生活作為世俗生活的調劑補充”。
關於王安石著作的版本，程弘《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指出，現在能見到的王安石詩文集有兩個版本係統：一是原於南宋紹興十年詹大和刻本（臨川本）的嘉靖應氏刻本和何氏刻本《臨川先生文集》，與紹興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孫王玨刻《臨川王先生文集》（簡稱杭州本）是一個係統；二是南宋龍舒刻本《王文公文集》，現存兩個殘本，中華書局1962年配補影印。文章還詳細介紹並對比了兩個係統之間的差別，認為前者對研究王安石的思想、文學價值較大，但龍舒本有一些前者沒有的佚文，頗有資料價值。也就是說，現存王安石的詩文集有兩個係統：一種是“臨川本”，另一種是“龍舒本”。通行的是《四部叢刊》影印的“臨川本”，但該本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篇目失之羼亂，二是篇目有所缺遺。如《四庫全書總目》就指出，李璧《王荊公詩箋注》中有72首詩為臨川本所無。1958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李璧《王荊公詩箋注》，1959年，又排印出版了屬“臨川本”《臨川先生文集》。此文集以嘉靖三十九年（1560）撫州翻刻詹大和刊本為底本，參校鐵琴銅劍樓藏南宋紹興刊本等，每卷之末附有校記，並有島田漢、陸心源、朱祖謀、唐圭璋諸人輯佚的詩、文、詞一卷，名《臨川集拾遺》，這是現有王安石文集中最為完備的版本。1962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了“龍舒本”《王文公文集》，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公文集》的排印本。
以上述整理本為基礎，李德身編著了《王安石詩文係年》，他在該書“前言”中說：“筆者之所以為王安石詩文作係年工作，主要是出於對這位被列寧譽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的崇敬。他不僅是一位封建時代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和散文家。他流傳下來的詩歌有1540首左右，散文也近800篇，這是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又說：“本書以考證王安石詩文作年為主體，與此無關的史實、考辨、異說、評價，一般從略……先係詩，後係文，詞附在詩之後。所係的每一首詩或每一篇文章之下，一般注上阿拉伯數字，這表示該詩（或文）見於南宋龍舒本《王荊公文集》的卷數；有些詩（或文）之下並沒有注上阿拉伯數字，表明該詩（或文）不見於《王文公文集》，而見於《王荊公詩箋注》或《臨川先生文集》。”（按：列寧說王安石實行土地國有製，實非，但他對王安石的評價曾一度被廣為轉引。）
二、王安石的詩歌藝術
關於王安石的詩歌研究，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的問題：一是其詩歌創作中早年與晚年詩風的不同；二是對“王荊公體”的認識；三是其詩歌的藝術淵源與影響；四是對某些具體詩篇的討論。
（一）早年詩風與晚年詩風之異：
王安石的晚年詩風與早年有異，這一點宋人早已提到過。如葉夢得《石林詩話》說：“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複更為含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群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陳師道《後山詩話》載黃庭堅語雲：“荊公之詩，暮年方妙。”這些看法對今人頗有啟發。胡雲翼《宋詩研究》在引用了上述宋人言論後，說：“少年時期的安石詩，不免浮露淺薄，已在前麵說過；到了老年時期的安石詩，便迥然另是一種風格了。因為政治上的失意，誌氣的衰頹，人情世故看得越多，性情也含蓄了，自然去掉了少年浮薄之氣；同時感慨的懷抱變為冷淡，而藝術和修養卻更進步了。所以安石晚年的詩風格閑淡、造語工致而律法精嚴。”陳子展《唐宋文學史》指出，王安石作詩好談佛理，有擬寒山、拾得詩，還好集句，但“隻有他的暮年小語，才真正是他同時和後來的許多作家公認的他的長處。他該感謝他早年政治上的失敗，成全了他晚年文學上的業績”。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說：“他的詩才殊高，所作皆以險絕為功，多未經人道語。他有《題金陵此君亭詩》雲：‘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正是他的自讚。黃庭堅深喜安石晚年的詩，正以其格律有相合處。”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三）指出：王安石早年的詩也和他的散文一樣，具有充實的政治內容，不少詠史或懷古的詩篇，也大都寄托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批判精神。但“王安石晚年罷相隱居以後，生活和心情的變化，引起了詩風的變化，創作了較多的描寫湖光山色的小詩，也更多地注意對詩歌藝術的錘煉。名作很多……這些小詩新穎別致，煉字煉句妥帖自然，藝術上確實比早年更成熟了”。
吳誌達《王安石詩初探》指出：“他的詩風，固然以瘦勁剛健為主導，但又是多樣的，早年奇險廉悍，晚年既有清新閑適，又有沉鬱悲壯。”文章還說，王安石晚年的詩作：“時代的聲音的確不如前期那麼強烈了，但他並沒有超然於世外，不過是由於政治上的不如意和個人生活上的遭遇，以及藝術技巧更為成熟等因素，使他詩歌創作的表現方法有所變化，形成了‘深婉不迫’、‘寓悲壯於閑淡之中’的風格。”關於王詩的內容，他說：“作為一個詩人，王安石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時代，他的詩客觀上起了號召人民戰鬥的作用，同時也給予人們前進的勇氣和信心。”對於王安石的懷古、詠史詩，他認為：“如果牽強附會地追求其中的言外之意，就會損傷其中原有的形象，是不恰當的；但反過來，否認它有所寄托，就會將它們降低到隻是對自然景物的形似的描摹，因而也是錯誤的。”張白山《王安石前期詩歌及其詩論》一文，評論王安石56歲以前的詩歌，說：“按它的題材、性質來劃分，以政治詩的成就最大；以後寫的田園山水詩的成就就不及政治詩大。此外尚有詠史詩、禪言詩和應酬詩。我們說他的政治詩成就大，是從它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結合得比較完美、比較和諧的角度來考慮的。”並認為：“他堅持藝術的真理，繼承了我國古代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他以犀利的文筆鮮明地再現了北宋中葉的社會現實。從而使他為北宋的詩歌抹上了一層燦爛的異彩。”張白山還在《王安石晚期詩歌評價問題》中說，王安石在晚期十年的詩歌裏，寓悲壯於閑淡之中，“總是愛山下水邊靜靜地與風景談話，愛在大自然麵前沉思。看來他是那樣任情適意，實則他在談話與沉思之中，常常流露出一種惘惘不甘之情，興衰得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