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其文論和詩論中，文論講文道關係，詩論以《六一詩話》為創構。現將有關的研究意見分述如下。
一、歐陽修的文道觀
歐陽修的文論，一個主要內容是關於文道關係的問題，許多學者將歐陽修的“道”與韓愈以及傳統的儒家之“道”作了比較，有些學者將歐陽修的“道”與即將興起的道學家所說的“道”作了比較，並以此為參照確定歐陽修所謂“道”的特征。熊材炎在《歐陽修的文學批評概述》中認為，歐陽修在文學上推重和模仿韓愈，而在“道”的問題上則“簡直不滿於韓愈而推重韓愈的支下重道的一派底李翱”，李翱“隱隱地開啟了宋代道學家的先河，而歐陽修更是緊緊地承受了這種氣息，漸漸地顯示些道學家的風味”，其“道盛者文不難而自至”，似和道學家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話一鼻孔出氣，其實是他因為學者溺於文而不知道，中間不過有些微微過激的話，“他到底與道學家的不文不同，他隻是覺著文思一定要有道，有道才能文”，他不是為求道而求道，“同時也是為著文的輝光”。朱東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說：“古文家好言道，永叔亦言道，然細味之，其言與前人異。六一題跋，斥柳子厚甚至，其讀李翱文一篇，更揚習之而抑昌黎。”又指出，他言修道與文之關係較韓愈為深刻，與樂秀才書，大旨謂道盛者文不難自至，故其敦勉後學，大率以學道為言，而不亟亟於學文，此其與韓愈之不同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指出，歐陽修步趨韓愈的地方確實很多，但進於韓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釋“道勝”，認為隻是“知古明道”還不夠，必須“履之以身，施之以事，而又見之以文章”。文章的至不至及傳不傳，決定於事的信否大小與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或不文是韓愈頗計較的，事的信否大小韓愈並未言及。這是歐陽修的新見解。並認為：“這種新見解對宋代文學的影響極大，一方麵直接領導了議論派的事理文學，一方麵間接領導了經衛派的政教文學，另一方麵又激起了道學派的力言作文害道，別創道流為文的文說。”
郭預衡在《論歐陽修》中指出：“歐陽修的道不同於道學家，卻近似韓愈。他一麵反對性理之學，一麵也反對佛老。”又說：“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卻也並不等於韓愈。韓愈比較迂腐，歐陽修則比較切實。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出處進退、立身行事方麵，歐陽修的剛正不阿、無所畏懼，又遠在韓愈之上。”且歐陽修不像韓愈那樣急於做官，但他卻很重視諫官，他說的“道”是為人之大節，而“歐陽修的各類文章都是體現著他的為人之道的”。雲天在《歐陽修的文論與北宋文風》一文中，分析歐陽修文論的特點是：“與宋代政治家、道學家的文論相並立，具有古文家一派的特點。”又指出他論作品的構成，可以歸結為道、事、言三個組成部分，三者之間既相區別又相聯係，道純、事信、言文概括了作品的政治標準和美學標準。他還分析了歐陽修的創作論，指出：“歐陽修的創作論具體地闡明了用道的修養端正創作思想的意義，提出了道與用結合、道與行統一的修養論；致道必‘關心百事’，為文當‘言以載事’，確立了創作與現實的關係；規定了文章的構成因素及其美學標準。”譚青在其《北宋古文與道學》中則認為，歐陽修的“道”是一種內在的修養功夫而非終身學問，他的散文創作“道學氣更為稀薄”，“反有些老莊、玄學一派的‘委順自然’的意蘊了”。曾子魯的《簡論歐陽修的文道觀》認為：歐陽修在對道的理解上，“力求把儒家的理論與北宋政治、經濟改革的實踐相結合，做到明確具體、切實致用；他充分肯定了道對文的決定作用，又不忽視文對道的反作用”，提出了“道勝文至”的重要觀點，對宋代古文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程傑在《北宋詩文革新研究》中認為，歐陽修不滿於石介等人“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遠事實”的傾向，而強調“道”的平常性，在他的心目中，“道不是某種售世的資本，而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外在的某種倫理教條，而是士人人生信念的準則”。因而與石介等人動輒三皇五帝、空談古初、張皇道統不同，歐陽修更注重發明學古明道、履之以身的實踐意義，“更注意鼓勵士人培養道德信念，化成君子人格，然後在此基礎上開出向外的功用事業”。這反映了其人生價值追求的廣闊視野和積極精神。他還指出，歐陽修有一種追求垂名後世的積極精神，“垂世不朽的意識和深長的曆史觀念不僅激發其行道立德與文章著述的積極性，而且影響其從傳之久遠的目標出發對治學著文處處嚴格要求，帶來了文學觀上一些富有特色的思考和主張”。如從顏淵以德行世、千古不泯，而秦漢以來著述萬千、存傳百不一二的現實推導出“不可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之間”、學文之士不可以文學為止境的觀點；又如他認為所謂傳世傳真不傳偽，傳大不傳小，影響於碑誌文寫作，主張實錄存真，文求簡略，重在大節；在文風上主張各因其性、修辭立誠；在創作態度上主張慎重為文，期於精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