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胡適在其《詞選》中對辛棄疾的藝術才能大加讚賞，認為“他是詞中第一大家，他的才氣縱橫，見解超脫，情感濃摯，無論作長調或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湧現。古來批評他的詞的，或說他愛‘掉書袋’，或說他的音節不很諧和，這都不是確論。他的長詞確有許多用典之處，但他那濃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氣，往往使人不覺得他在那裏‘掉書袋’。試看吳文英、周密諸人，一‘掉書袋’，便被書袋壓死在底下，這是何等明顯的教訓！真有內容的文學，真有人格的詩人，我們不妨給他們幾分寬假。”此後，人們對辛詞的藝術貢獻，一直是讚不絕口，這涉及到辛詞的風格、用典、作風比較、藝術淵源、曆史地位和藝術成就等諸多方麵。
一、辛詞的風格和用典
辛棄疾詞的藝術風格，一直是辛詞研究的熱點。辛棄疾在世時，其門人範開已編成《稼軒詞甲集》，並對辛稼軒的品格誌向、精神氣質與創作風格特色之間的關係，作了詳盡的論述。他首次揭示“稼軒體”名目，並稱大氣磅礴的“稼軒體”之形成，乃是由於“器大者聲必閎，誌高者意必遠”，是“其氣所充蓄之所發”的自然流露。認為：“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其所態，無非可觀。”劉克莊《辛稼軒序》亦雲：“公所作大聲鏜靉，小聲鏗，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麗綿密者，又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此為不刊之論，給後代研究者無數啟發。自明代張涎《詩餘圖譜》標舉豪放、婉約兩派之說，辛詞更常被列入豪放的一派。
大多數現代學者都同意豪放為辛詞的主導風格；同時，也注意到了辛詞風格多樣性的特點。王國維《人間詞話》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又說：“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惟一幼安耳……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幹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胡適《詞選》選辛詞46首，在兩宋詞人中首屈一指。他認為：“辛棄疾的長詞，或悲壯激烈，能達深厚的感情；或放恣流動，能傳曲折的意思；這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小令最多絕妙之作，言情、寫景、述懷、達意，無不佳妙。辛詞的精彩，辛詞的永久價值，都在這裏。”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認為，辛詞不獨“橫掃六合”，且“包羅萬有”，就其大者而言，“可指出豪放、雅潔兩種特點”。王易《詞曲史》則將辛詞“格調”分為四種：豪壯、綿麗、雋逸、沉鬱；且言“皆各造其極，信中興之傑也”。此後，撰文學史者類多認可或繼承這種觀點。
研究者對辛詞這種以豪放為主而豐富多樣的風格形成之原因，從社會曆史和個人氣質、性情等方麵作了知人論世的分析。劉經庵的《中國純文學史綱》說：“他（辛棄疾）的豪放自然，是由於時勢的造成，因為他生性任俠，素有大誌，眼看宋室南遷受辱異族，固不免悲憤填膺。”許多研究者極看重辛棄疾不僅作為一個文人，而且作為一個有雄才大略而深謀複國的英雄戰士的一麵。如王易的《詞曲史》說：“稼軒詞備四時之氣，故為大家，而其人實不僅為詞人。觀其斬僧義端，擒張安國，剿賴文正，設飛虎營，武績爛然，固英雄也；恤吳交如，濟劉改之，哭朱文公，篤於友誼，則義俠也；晚年營歸帶湖，師陶令，溪山作績，書史成淫，又隱逸之儔也。故其為詞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而瀟灑雋逸，旖旎風光，亦各極其能事。”這些論述可以代表當時的一般看法。可以說，50年代之前，辛詞風格的特點及其成因，已有學者在許多方麵作了精辟的論述，所可惜者，是多言其大概未及其詳。
五六十年代，大多數研究者依然以豪放來概括辛詞，將辛棄疾作為蘇軾的後繼者，而歸入豪放一派。程千帆《辛詞初論》指出：“辛詞的豪放雄傑之美是顯著的，為人樂道的。但辛詞的風格有時顯得婉轉纏綿，有時顯得高遠開朗，有時顯得空靈蘊藉，有時顯得沉鬱幽深。”並且指出，這種豐富的風格，“正是辛棄疾複雜性格的表現”。夏承燾在《談辛棄疾的〈摸魚兒〉詞——紀念辛棄疾逝世750周年》中，就將辛詞風格概括為八個字：“肝腸如火，色笑如花。”辛詞以豪放格調出之，又不失溫婉的本色，合此二者方為辛詞特色。朱德才在《略論辛棄疾詞的風格及其他》一文中提出，悲壯是辛詞的基本風格。後來，他又在《稼軒“豪放”詞風說》中指出：“以稼軒而論，不論其620餘首詞如何千姿百態、各自風流，也不論其4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詞風如何繁複衍變，但其主體藝術風格還是昭然可求的，曰豪放，曰陽剛壯美。”他還特別指出，稼軒的豪放，表現為以“沉鬱悲壯”為主的美學特征。科學院文學所的《中國文學史》說：“辛棄疾的詞慷慨縱橫，繼承了蘇東坡豪放的詞風，這是人所公認的。但是辛棄疾卻以強烈的政治熱情，豪爽的英雄本色和充沛的創作才力，多樣的藝術風格，開拓了詞的境界。不僅把詞從周邦彥、賀鑄等的兒女閑情的藩籬中解放出來，而且引向比蘇東坡更廣闊更激蕩的社會現實，從而獲得了輝煌的藝術成就。”
80年代以來，辛詞的風格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更為細致、深入，也更加全麵了。有一些研究者認為“豪放”不足以概括辛詞特色，於是便嚐試著給辛詞作一個新的概括，更屬意於辛詞熔豪放、婉約於一爐而形成獨特風格的特色，力圖不囿於豪放、婉約的二分法，而對辛詞風格特色和審美特性作出新的概括和描述。葉嘉瑩連續發表《論辛棄疾的藝術特色》、《論辛棄疾詞》等文，指出，“辛詞之感發生命的本質，多以英雄矢誌的悲恨為主，然而他的詞卻又在風格與內容方麵表現出了多種不同樣式與不同層次”的變化，就是所謂“一本萬殊”。而其藝術形式的豐富和迂曲，則加強了辛詞這種“曲直剛柔、多姿多彩”的風格特色。
有的研究者則認為辛詞風格是“摧剛為柔，潛氣內轉”。張玉奇的《辛棄疾總體風格之分析綜合》，從七個方麵把握辛詞的風格特征：悲壯激烈，沉鬱頓挫；淩高厲空，桀傲雄奇；曠放俏傲，衝淡高潔；浩瀚流轉，博大精深；纖綿密，婉轉溫柔；悲恨幽怨，淒切蒼涼；雄健婉曲，雅正清空。而其總體風格則總括為“雄深雅健，溫婉悲涼”。應當說這樣的分析，幾可涵蓋辛詞創作之全部。
應該指出的是，人們在論辛詞的“豪放”的風格特色時，往往含有“沉鬱頓挫”或“雄深雅健”的內容，而所謂“沉鬱頓挫”、“雄深雅健”等，其中也未始沒有“豪放”的成分在，因此這兩種傾向的論證，很大程度上源於對“豪放”這一審美範疇的特征的體會、認識及界定分野的差異。所謂“豪放”也是印象式的、義界極其寬範和模糊的，以此論詞，其是非優劣曆來紛紜不已。就辛詞風格的爭鳴言，許多研究者願意脫開原有的寬範化、類型化的描述，而加更為具體、清晰、準確的概括和描述，正是研究者對辛詞風格認識具體化、清晰化、全麵化的一種體現。它保證了我們避免風格概括可能走上的簡單化、籠統化的傾向。
80年代後期，有一些研究者將目光投向過去學界涉及不多的辛詞婉約詞，而得出驚人之論，做起了翻案文章，認為辛棄疾固然不乏豪放之作，但其主流卻應是婉約的一派。故9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者竟以“婉約”界定辛詞。王誌新《稼軒婉約詞初探》認為，《全宋詞》收錄了稼軒詞629首，明顯豪放的僅有七八首，若再放寬些，也隻能是十幾首，而其婉約作品卻有300多首，約占總數的一半還要多。即使人們普遍看好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念奴嬌·書東林西壁》等，也應是婉約之作，因此作者最後得出結論：“辛稼軒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甚至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一直自覺地承襲了花間的婉約傳統”。換言之，“豪放”固然是辛詞突出一點，但仍以婉約為主體，遵循的是“詩莊詞媚”、詞以婉約為宗的創作道路。有的研究者雖未明確指出這一點，但對辛棄疾的婉約詞都作出了高度重視和評價，如《江西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熊大權的《論辛棄疾的婉約詞》；《西北師大學報》1991年第5期張兵的《辛棄疾婉約詞初探》，均屬於這方麵的專論。
關於辛詞的藝術風格，除聚訟不已的豪放、婉約之爭外，有些研究者更對辛詞的風格作了具體切實的描述。馬興榮的《稼軒詞藝術特色探微》，就辛詞藝術特色的四個方麵進行分析：“神奇的想像”、“象征的手法”、“形象化的議論”、“從需要出發的用典”。認為形成上述稼軒詞藝術特色的原因，主要是辛棄疾繼承發展了屈原、莊子、李白、蘇軾的藝術傳統，更重要的是，辛棄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尖銳的矛盾。文章同時指出，形成稼軒詞藝術特色的這些原因不是孤立的，是互相聯係、互相製約的，但又不完全是並存的。施議對在《論稼軒體》一文中，從具體作品出發，把辛詞劃為兩部分，一是有關社會人生、時局政治的有為之作；再是無實際意義的應酬之作，並對這兩部分辛詞的三種表現形式即英雄語、嫵媚語、閑適語的構成方法及其所呈現的姿態，進行綜合分析。進而說明此三語所構成的稼軒體，其姿態、其麵目、其風味繁複多樣，絕非豪放或婉約兩體或兩種風格所能牢籠。
梁盛楷《辛詞的語言特色》專就辛詞的語言藝術作出分析，概括為幾方麵的特點：一是用典多而精當，二是散文化和口語化，三是詞風和詞語的多樣化；四是用語精練警策。文章指出，從辛詞語言表現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來看，這裏顯然是胸中有萬卷之富和經過艱巨的腦力勞動的，可見他在文字上的刻意求工，認真求實，堪為後代師。嶽國鈞的《雄放雅麗自由本色——論稼軒詞的語言特色》，認為辛詞語言的特色是：一雅麗而不失本色；雄放而不叫囂怒張；豐富多彩，情味雋永。指出：稼軒吸收民間詞語言的優點，兼取婉約、豪放兩派詞之長，創造出雅麗雄放為主要特色的語言。
另外，謝桃坊在《辛棄疾以文為詞的社會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使事用典、議論縱橫和散文化，曆來被認為是稼軒詞的特點，如果將辛詞與其深受理學詩派影響的詩作比較，便可發現其以文為詞的傾向，與其詩學邵康節體用經史語等散文化手段，二者之間在表現方法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且認為“他們都可以說明南宋中期文化主潮與辛棄疾創作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係”。王華光的《南北文化交融的結晶——稼軒體成因及特點初探》，從文化史的角度比較南北文化之異同及其在稼軒身上交融的趨勢，以此來解釋稼軒詞熔豪放與婉約於一爐的風格特色。類似的論文還有傅承洲的《稼軒詞風與南北文化》、羅弘基的《宋代士大夫社會的文學應酬與稼軒詞風》。
言及辛詞的藝術風格不能不談到他的用典，用典不隻是他的創作特色，也是他的風格特色。對於辛詞之用典，曆來褒貶不一，褒之者稱其“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說、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見吳衡照《蓮子居詞話》）。貶者則稱其“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見劉克莊《後村詩話》）。這樣的分歧在現代學者中仍然存在著，如王易《詞曲史》對所謂“掉書袋”之說不以為然，他說：“後人或譏之為詞論，或譏之為‘掉書袋’，要皆未觀其大。特其天才學問蓄積之所就，非淺薄窒陋者所易學步耳”。薛礪若也說，辛棄疾“能驅使許多很散亂平淡的材料，組織到他的詞中，一變而為極生動，極帶感情，並且很完整的作品，並不覺其機械平直。所以他雖用古典寫詞，而吾人並不覺得他是一個古典派的作家”。又說“藉往跡來寫祖國之慟，與當日情形正處處吻合，所以不獨不覺其用典，而且覺得他處處都是說現在的國情朝政，並不是敘說往跡了”。貶之者如柯敦伯則稱：“然用事太多，誠辛詞之缺憾，而其刻意有如嶽軻所稱者，則其作品亦未始不由苦思得矣。”又如劉經庵亦說：“有人批評他的詞好‘掉書袋’……這與他整個的詞沒有大的影響。”於辛詞用典略有微詞，不過態度較為溫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