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詩派在80年代以前是受到研究者的冷落的，除有文學史著作提及以外，專門的研究文章闕如。自80年代以來，屢屢有人寫專文討論江湖詩派的問題，至1995年張宏生出版專著《江湖詩派研究》，成為這一詩派研究的一個高潮，研究成果比起其他宋代文學的流派研究來，也就顯得並不遜色了。總結20世紀關於這個詩派的研究，大致涉及到以下諸方麵的問題。
一、江湖詩派的形成及界定
一般認為，江湖詩派是繼永嘉四靈而興起的一個詩派，因陳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胡雲翼《宋詩研究》說：“江湖派的由來是這樣的：最初，寶慶元年，有錢塘書賈陳起者能詩，凡江湖詩人，俱與之善。因取江湖之士以詩著者，凡62家，刊為《江湖小集》。後來這些《江湖小集》裏麵的作家，都被稱為江湖派（據方回《瀛奎律髓》）。《四庫提要》雲：‘四靈一派，攄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颯之習。’其意似尊四靈體而貶江湖派。但據《滄浪詩話》所雲，則江湖詩人多效四靈之體，蓋亦宗尚晚唐者也。”梁昆《宋詩派別論》將“江湖派”列於“四靈派”之後，認為江湖乃隱士布衣棲遊之地，江湖詩人非隱士布衣即不得誌之末宦，“當時有陳起與江湖諸人相友善，於是刊刻《江湖詩集》、《續集》、《後集》等書，後人以《江湖集》內詩氣味皆相似，故稱之曰江湖詩派”。他指出：陳起所刻的江湖諸集散佚頗多，後經清四庫館人之整理，為《江湖小集》95卷，《後集》24卷，此兩書所載詩人凡109人。在這些人中，爵位顯達的洪邁、吳淵等人的集子“為宋刻所無，並屬書賈偽作編增，非陳道人原書所有，實不當列入江湖詩派；諸家詩亦非個個精粹，其最足述者，惟薑夔、戴石屏、劉過、高翥與劉潛夫五人”。除了說明江湖詩派的形成的大致原因，還對這一詩派的成員做了簡單的界定。
上述看法，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人們的共識。如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認為：“從四靈發展，在詩壇另成一個集團的，便是以《江湖集》得名的江湖派。”並指出：那時有一群人，在政治上得不著地位，不少裝著山人名士，到處流浪，說大話、遊山水，作詩唱和，成為一種風氣。當時有一書店老板，錢塘人，也能寫詩作文，附庸風雅……因與那些江湖詩人交遊，於是出錢刊售《江湖》諸集，風行一時，後人以集中諸人的風氣習尚相似，故稱為江湖派。他們對於詩，並沒有確定的主張，雖不滿意江西詩派，但也有學江西詩者，雖不滿意四靈，但許多也感受著四靈的影響。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三）也說：“南宋中葉以後有所謂四靈詩派、江湖詩人，他們是江西詩派的反響，代表南宋後期詩歌創作上一種傾向。”“江湖詩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葉後杭州書商陳起陸續刻了許多同時詩人的集子，合稱為《江湖集》而來的。”又說：“所謂江湖詩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於功名上不得意，隻得流轉江湖，靠獻詩賣藝來維持生活。他們的流品很雜，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接觸麵比較狹，政治上偏於保守，隻希望在文藝上有所專精，以贏得時人的賞識，近於所謂‘狷者’。我們在前節裏敘述的薑夔是這類人物的代表。一類是生活接觸麵比較廣，對當時政治形勢比較關心，愛好高談闊論以博時名，近於所謂‘狂者’。戴複古、劉克莊就是這類人物。”
80年代以後，江湖詩派的研究得到了學界的重視，在有關這一詩派的形成時間和成員界定方麵有了新的說法。
關於江湖詩派的形成時間。按照已有的說法，應以宋理宗寶慶年間陳起編輯《江湖集》引發的“江湖詩禍”為標誌，這已進入南宋後期，但費君清在《〈永樂大典〉中發現的〈江湖集〉資料論析》一文中，認為當“以《江湖集》的出現為基點向前追尋”。張繼定在《論南宋江湖派的形成和界定》一文中認為，江湖詩派是在“南宋中期光宗寧宗期間逐步形成的，而且在嘉定後一階段逐漸替代了四靈派在詩壇上的主導地位，而到了南宋後期即理宗寶定以後更是江湖派的發展時期”。因為“考劉過和薑夔的有關史料和作品可知，他倆主要生活於南宋中期，經曆了孝宗、光宗、寧宗數朝，與四靈……等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時代。二人一生均不得誌，長期流落江湖，‘客食江湖間’。但詞名卓著，詩也各具特色，劉過的詩富有愛國激情，出語豪縱，風格與江西派和四靈派截然不同”，對以後的江湖詩人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為江湖派之前輩和先驅。劉克莊、戴複古和陳起比這二人稍晚些，劉克莊成為江湖派領袖的時間大約在嘉定後期。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認為，江湖詩派的出現應以嘉定二年（1209）劃線，因為：第一，陸遊卒於嘉定二年，至此，南宋四大家俱已謝世，江湖詩派有了填補詩壇真空的必要與可能；第二，《永樂大典》引錄的《江湖集》並非陳起原刻，不能如實地反映當時的原貌；第三，陳起刻《江湖集》，出於多種考慮，主觀上並不一定是通過刊行詩集列一份諸籍江湖詩派的名單，收入《江湖集》的作家，並不一定都是江湖詩派的成員；第四，《江湖集》所收絕大部分是南宋詩人，尤以南宋中期為多；第五，《江湖集》既總結了寶慶之前一個階段的創作成果，也推動了寶慶後江湖詩風的大普及；第六，由於陳起刊刻《江湖集》，使得江湖詩人作為一個群體在詩壇上站了起來，由過去散漫的組合，一變而為集團性的行動，大大擴展了詩派的影響。他說：“江湖詩派的主要活動時間應是在南宋中、後期……因此，我把上限定為嘉定二年（1209）。是年陸遊卒，至此，代表南宋詩歌創作成就的‘南宋四大家’都已下世，江湖詩派開始正式登上詩壇；下限定為景炎元年（1267），是年元兵攻入臨安，南宋亡，詩風亦開始發生較大的變化。”
二、江湖詩風
江湖詩人因遭遇相同而氣味相投，詩風也大體相近似。梁昆《宋詩派別論》認為，江湖派之習尚與四靈派無大異，作者喜好簡淡微婉輕清虛明之詩。他說：“綜觀江湖諸家，大抵近體之作多而高，古體之作寡而劣，窘於篇幅，淺於情意，其高者風辭警雋，音調瀏亮，其下者骨趣猥俚，氣象孱弱，甚至於有蔬筍氣，有衰颯氣，為山林枯槁之調，為纖瑣粗獷之習，千人一篇，千篇一律，詩道至此，可謂一劫！”又說：“江湖詩派另有一惡習，不係於詩，而係於人，即幹謁公卿之風是也；雖非江湖詩人盡然，而染之者固比比皆是。此風唐已有之，然止請求品鑒以獲名位而已；若江湖詩人，則毀謗要挾乞金求玉矣。”如此說，則詩品與人品皆無可取之處。這也是在比較長一段時間江湖詩人的作品不受重視的原因。
胡明《江湖詩派泛論》認為，江湖派打出晚唐旗號來與江西抗衡，方略主要有兩點：一是以捐書以為詩來攻“江西”的資書以為詩，以白描對付獺祭；二是以一字一句浮聲切響之鍛煉精巧來攻“江西”的連篇累牘、汗漫無禁。由這兩個主要方略便透出了他們的主要習尚和風氣。所以他們的詩像“四靈”一樣，“顯得格卑而氣弱，流於尖纖薄碎、窘促寡苦的可憐境地”。所以“窘於篇幅，淺於情意，骨取猥俚，氣格孱弱”就成了江湖詩派被貶的原因。文章認為：“江湖詩人作詩的毛病當然要客觀地批評，但不應一語抹煞，說成全無是處。他們的反形式主義，主張坦白抒情，不受書本子束縛，以及某些虛明微婉、清圓輕靈的風格似也應該受到肯定。”提高對江湖詩派作品的評價是這一時期學者關注的問題。費君清在《對南宋江湖詩人應當重新評價》一文中指出：“江湖詩禍”表明，這些江湖詩有著特定的創作背景，能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和抨擊統治者的罪惡，引起統治者的惱怒和懼怕。從將它們“皆指為謗訕”，大興詩獄進行報複的事實，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確是擊中了統治者的要害，具有較大的威力。因此，籠統地指責江湖詩人為沒落王朝裝點門麵和粉飾太平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作者認為有些優秀的江湖詩人“已經認識到詩歌的社會作用，因而能自覺地用詩歌來表現自己憂國憂民的思想情緒，發揮詩歌的社會作用”。雖然同樣認為江湖詩人的作品具有深厚的社會內容，張宏生《“江湖詩禍”的產生及其影響》一文則認為，江湖詩人並沒有什麼“訕謗”之心，劉克莊、曾極、陳起被指控的詩歌“與發生在寶慶元年的濟王之事未必有直接關係，李知孝等人摘取諸作，是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從作品本身來看，這些詩或懷古，或傷時，或詠物，都是南宋詩人經常歌詠的主題，並無非常明確的針對性”。作者認為，當政者之所以誣陷這些江湖詩人，“除了某些一時難以指定的政治原因外，大概與一些個人恩怨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