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銘石書”之源流
劉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蕭齊王僧虔《論書》所記鍾繇三體，大略類此。按，銘石書的見諸文獻記載，以此二篇最早。核之傳世法書，鍾繇銘石作品為隸書《受禪表》，故論者多以隸書（八分）與銘石書相對應。唐蘭《中國文字學》、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均主此說。
這種狹義的理解，亦每每將銘石書視為隸書（八分）的別稱。持此以闡釋羊、王之論，自然有鍾繇隸書（八分）最妙之結論！筆者認為，此絕非羊、王本意。——蓋隸書（八分）不僅可以施於銘石，亦可以用於章程，此見（唐）張懷瓘《書斷》“……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鵠雲繇善章程書是也”。顯然，倘若羊、王意在推許鍾繇隸書（八分）第一，則不當複稱其章程書。
古代書體之得名，往往“體”“用”兼取，我們認為，銘石書的正確界定，必須顧及文字的“體”“用”之別。《說文解字·序》稱“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一般認為，八體之中，有四體四用之別：大篆、小篆、蟲書、隸書本諸文字之“體”；刻符、摹印、署書、殳書本諸文字之“用”。推而廣之，新莽六書、王愔所稱“古書三十六種”、韋續所稱“五十六種書”，莫不可作“體”“用”之分。
眾所周知，文字之“用”，萬變無方，然終其所準，實不出篆、隸、楷、行、草諸“體”。所以，討論古代書體之名實，以“體”攜“用”則綱舉目張。基於此，我們主張以文字之“用”來界定銘石書。這一界定的確立，將為刻石、摩崖、碑版、墓誌的書法研究提供一個共同的切入點。——因為它涵蓋了秦漢以來所有的銘石作品，且以其完成方式的獨特性（書丹、摹勒、刀刻），使之與書法作品的最大宗——墨跡體係，保持了足夠清晰的對比。同時，這一界定的確立，亦有裨於重新審視傳統的“北碑南帖之辯”。
複次，羊、王銘石之稱，淵源於漢代文獻。《後漢書》卷二八“功名兼之，銘勒金石”。《史記·孔子世家》：“弗父能文，正考銘勒”均可引為例證。但銘石之風習，卻濫觴於春秋戰國時代，自周末禮崩樂壞，鍾鼎銘文式微，歌功頌行往往賴刻石以垂不朽。先秦《石鼓文》為傳世最早之銘石書，其後，秦嶧山、泰山、碣石、琅琊、會稽諸刻石繼之。東漢桓靈之際，豐碑巨碣大熾，此為銘石書之第一鼎盛期。論者以漢隸為銘石書之大宗，即基於這一史實。
魏晉南北朝離亂之世，銘石書的傳承產生了地域上的分化。南朝多碑禁，銘石書幾近窒息，北碑一枝獨秀，宜其然也。清代碑學盛稱北碑，卻未明此乃漢魏銘石書之流變，乖其本末，終墜一偏之失（業師叢文俊先生以為碑學理論之遺憾，舍此無以為補。先生鷹隼高瞰，眼光極為獨到，雖未及成文，筆者亦不敢掠美）。
隋祚苦短，銘石書改觀不大。爰及三唐，南北一統，國勢強盛，碑禁廢弛，銘石書遂得以再度複興。其中，唐太宗對碑刻用字的革新、玄宗朝濃厚的頌德諛鬼風習，對此推動頗大。此後，銘石書之傳承，綿延不衰，宋元明清各朝，皆有可觀。
較之漢魏北朝之作，唐世銘石書自太宗皇帝李世民《溫泉銘》以行書摹勒入碑後，碑版法書，篆、隸、楷、行諸體皆備，且於書丹之外，別生摹勒上石一途。伏案作字遠較據石書丹從容，也免除了書家崎嶇碑碣之苦，唐代銘石書的藝術成就，得於此者頗多。
（二）文字的“體”“用”與“北碑南帖之辯”
阮元《南北書派論》：“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又，《北碑南帖論》：“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阮氏此二篇，論者每引為南北書法比較之經典。然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駁之曰：“書可分派，南北不可分派，阮文達為是論者，蓋見南碑尤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劉熙載《藝概》亦雲：“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按，清人的“北碑南帖之辯”，以“地域”及“碑帖”兩大表征立論，並未取得統一認識。其實，著眼於文字的“體”“用”之別，則阮、康、劉三家之論，均可得正解，南北書法的契合點，亦能自此探求。這對直承南北朝而下的唐代碑版書法的研究，更為有益，茲申論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