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釋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碑（以下簡稱《集王聖教序》碑），30行，行80餘字不等，鹹亨三年立。因碑首著七佛頭，世稱“七佛聖教”，今存西安碑林。終唐之世，此碑頗為士林所重，學者翕然風從，入宋，俗手之臨仿雖有“院體”之訾，亦未減此碑之光華。至有明弘正間，士大夫“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
以此碑為行書入門範本之習書者，可謂眾矣，至如以碑中字為懷仁一手摹勒王羲之真跡而成，進而迷信此碑者，亦複不少。然詳作鉤稽，筆者發現此碑問題很多，值得深入探討。
按：此碑所刻內容計6部分：
1.唐太宗《三藏聖教序》
2.唐太宗箋答一
3.唐高宗《述聖記》
4.唐高宗箋答一
5.玄奘奉敕所譯《心經》
6.潤色“經”“論”於誌寧等五人名銜
上列諸條，除太宗之《序》而外，其餘各部分均存疑竇，茲分陳如次：
（一）高宗箋答及《述聖記》文題問題
貞觀19年，西遊上國的玄奘法師取經返回長安，奉太宗敕於弘福寺翻譯梵典。20年秋7月，法師進新譯眾經、論於太宗，懇求“曲垂神翰，題製一序”，太宗未許，貞觀22年，玄奘再請，太宗方神筆自寫，成“大唐三藏聖教序”一文，凡781字，其時，皇太子李治奉觀聖文，為製《述聖論》一篇。玄奘對父子二人所作之文，均曾上表陳謝，文皇、太子各有箋答。
今碑中所刻文皇箋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慈恩傳》）、《續高僧傳·玄奘傳》、《文苑英華》、《全唐文》、《四庫全書》諸本所載完全相同，與史實亦無乖。但碑中所刻高宗箋答卻頗值商榷。茲移錄碑刻如下：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攬，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悚交並，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此箋答《文苑英華》、《續高僧傳·玄奘傳》不錄；《全唐文》、《四庫全書》所錄與碑刻同；惟《慈恩傳》卷七所錄此箋答，“論序”二字作“序記”。此二字之差，似從未有人注意。
檢《慈恩傳》卷七，貞觀22年，太子李治奉太宗敕為玄奘所進《菩薩藏經》亦製有一序。此文即《全唐文》卷十五所載之《三藏聖教後序》（畢沅《關中金石記》謂此文不傳，為之失笑！）。揆之以理，玄奘亦必表謝，太子亦必箋答。筆者以為今碑中所刻高宗箋答乃是為此次謝表而答，而非為前玄奘謝《述聖記》之表而答（玄奘謝《述聖記》表，見《慈恩傳》卷七，有“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雲雲）。
何以見得？試細讀《述聖記》，未雲：“伏見禦製眾經、論序，照古騰今。……治輒以輕塵足嶽，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太子此文乃是依文皇之作而加闡發，名之為“記”而非“序”甚明，則太子“所作論序”者，當別為一事！其所指，也就隻能《三藏聖教後序》了。
既然如此，碑中所刻高宗箋答附於《述聖記》之後，則風馬牛不相及，可謂答非所答矣！
《慈恩傳》計十卷，前五卷慧立撰，後五卷為彥悰增益，時在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上距鹹亨立碑16年。所以說，彥悰有可能是發現碑中笑話之第一人。《慈恩傳》卷七錄此箋答，彥悰移花接木，更以“序記”二字，信乎天衣無縫矣。
其次，碑中所刻《述聖記》文題，作“皇帝在春宮述三藏聖教序記”或“述聖記”均無不可（《全唐文》、《四庫全書》稱前者；《續記僧傳·玄奘傳》《玄奘塔銘》稱後者）。惟是碑稱“述三藏聖記”不妥。蓋“聖”者，太宗天文也，太宗文前以“三藏”，不亦謬乎？且前置“皇帝在春宮”雲雲，亦非通文辭者所為！檢褚遂良《雁塔聖教序》碑，題曰“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王行滿《聖教序》碑，題為“皇帝述聖記”。褚、王所題，“春宮日製”均未置文題之中，文辭雅訓，與是碑相較，優劣自彰。第二，是碑文題“三藏”後空兩格再續以“聖記”二字為一行（碑之第14行。大部分剪裱影印本無從察覺，須看整拓或原碑）。唐碑殊無此例，此又一紕。
（二）《心經》問題
武漢古籍書店影印《宋拓第一聖教序》前，環山方士庶錄蘇東坡一跋，謂貞觀末“弘福寺僧懷仁，……征右軍筆劄，有投隻字，賚以寸金，……不閱歲而得二千餘字，鴻業竣焉，……高宗鹹亨時，續以般若多心經，摹勒上石。”意謂鹹亨後臨時補《心經》勒石。梁章钜不以為然，他說：“心經者，書家謂非右軍筆，然行體大率如前，未易訾議，非右軍書，哪得便與同石？”可見前人對《心經》亦有些看法。
又，（宋）宋敏求《長安誌》“興福寺”條：“貞觀8年太宗為太穆皇後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中改為興福寺，……寺內有碑，麵文賀蘭敏之寫《金剛經》，陰文寺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太宗《聖教序》及高宗《述聖記》，為時所重。”《兩京城坊考》同此。二書所記均未明言碑中附有《心經》。《心經》為今存集王聖教碑之重要內容，份量僅次於《序》《記》，且今七佛聖教序碑並未有賀蘭敏之《金剛經》，二書所記集王碑必另有所指，由此可見唐時所刻集王聖教碑，有附《心經》者，有不附《心經》者，則《心經》是否為懷仁所集就大可懷疑了。
是碑所刻《心經》本身亦有許多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