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曆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著可與其相媲美。
《資治通鑒》創立了編年體通史的規模，對編年體史書有重要發展。《資治通鑒》的內容宏富，從戰國到五代的曆史興衰變化，王朝的生生息息、治國安邦的智慧，都蘊含、包容於一書之中。
第一，篇製宏大。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采用編年體形式反映曆史，上起戰國之初的“三家分晉”，下至五代後周，計有294卷。作者不僅改進了編年體的組織方法，而且廣征博引，用300餘萬字的篇幅係統反映了1362年的史事，成為中國古代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第二，放眼於曆代興衰。在修史的指導思想上，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明確指出，是書要“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還說要“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本著原原本本、由古及今地進行考察的方式，試圖在曆史長河中探求社會發展的規律，始終將曆代治亂興衰之跡作為《資治通鑒》的主線。
第三，鮮明的詳近略遠的特征。曆代作者撰修通史，大都是立足於廣闊的時間框架，最大限度地展開有關領域的整幅畫卷，根本目的是試圖從宏觀鳥瞰的曆史經驗資治當代。詳近略遠成了修通史者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資治通鑒》詳近略遠的特色尤其鮮明。在全書二百九十四卷的篇幅中，《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從中可以看出，在《資治通鑒》所反映的1362年的巨大的時間跨度中，戰國及秦漢部分622年的曆史，僅用了68卷，大約占全書的22%；魏晉南北朝部分369年的曆史，用去108卷，大約占全書的37%，隋唐及五代部分計371年的曆史，用了118卷，大約占全書的40%。由此可見，越是接近於近現代，內容越詳盡，篇幅越增大，這是對詳近略遠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不可多得的文學佳品，文采的出眾，可與“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並稱史學雙璧。司馬光既是一流史家，又是語言文字大師，經他千錘百煉的《資治通鑒》，曆來與《左傳》《史記》一起榮登於優秀文學選讀之列。作者優美的文筆，傳神的語言，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記人，如親見其人；寫事，如身臨其境；勾勒場麵，如讀曆史畫卷，都能給人一種審美享受。《資治通鑒》中刻畫漢末董卓的形象，注意其內心狀態，比陳壽《三國誌》中的同一人物的描繪，顯然技高一籌。又如記淮陰侯韓信、三國東吳大帥周瑜等，借助言談、議論，烘托其精神世界，使讀者頓覺主人公形象鮮明活潑。特別感人的要數對那些著名戰役的反映，既有宏大戰爭的場景，又有細節的描寫，可謂大氣磅礴、酣暢淋漓，即使千年之後讀來，仍然令人振奮不已，拍案叫絕。
《資治通鑒》的巨大成就，也應當包括它總結和創立的史法。新史法猶如新鮮血液注入肌膚，使古老的編年體結束了隋唐以來的衰落局麵，而且東山再起，重振雄風，顯示出勃勃生機。宋代以後方興未艾的“《資治通鑒》學”中，“續修”與仿製之作自不必說，即使考察盛極一時的“綱目體”這一新型的編年史籍，也同樣可以清晰地查找到《資治通鑒》史法留下的痕跡。
《資治通鑒》一書是司馬光以史學幹預政治的文化嚐試，也是他文化意識的重要載體。我國有“半部論語治天下，兩冊史書安民生（一是《史記》，二是《資治通鑒》）”的說法。近代大學者梁啟超說過：“《資治通鑒》是絕好的皇帝教科書。”全書圍繞國家興衰、民生休戚這個主題，在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視角下，為統治階級和政治家展現了千姿百態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各種各樣政治行為的可能性，擴展了他們對曆史重大事件本質的理解力，增益了他們治國安邦的智慧。在宋代以後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資治通鑒》發揮了巨大的史鑒作用，成為帝王和政治家的重要參考書。
《資治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了司馬光著史治國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借鑒，也為全社會提供了一筆知識財富。清代學者王鳴成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通鑒》已和《史記》一樣，被後人視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