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國政府派遣，赴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機關研究狀況，在巴黎拜訪了伯希和，“據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魯佛爾博物院者，有在東方古物館者，現考訂未竟，且印費極貴，一時未能出版”（《蔡元培全集》，第7卷，332頁。）。1922年，董康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敦煌室抄錄有關法製的文卷，又介紹前來考察實業的胡光麃與伯希和見麵，獲準往觀有關技藝的敦煌資料。（參見《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載《傳記文學》，第38卷第3期。）兩年後，日本中國學家內藤虎次郎赴歐閱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帶書給伯希和等歐洲漢學家。（參見［日］內藤虎次郎：《歐航集》，轉自《書舶庸譚》，4頁。）在此前後，經王國維介紹，陳寅恪在巴黎拜見了伯希和，並在其家看到韓本 《元秘史》。（參見《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詩存》，9頁；陳寅恪來函16，見《陳垣來往書信集》，378頁。）
1926年8月，因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已成中國新學術權威的胡適，為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赴歐，順便到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專程拜訪了伯希和。其當天的日記寫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國學者的泰鬥，成績最大，影響最廣。我們談了兩點鍾，很投機。”在致徐誌摩的信中又說：“在此見著Pelliot，我也很愛他。”（《胡適書信集》上冊，382頁。）兩天後，由伯希和親自陪同引薦，胡適得以進入圖書館的寫本書室看敦煌卷子。此後的近一個月，胡適集中精力查找禪宗史料，並與伯希和有過幾次關於禪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詳談，他建議中國學者參與巴黎、倫敦的敦煌寫本的整理，分類編目，並指出伯氏所編目錄有不少錯誤。伯希和表示讚成胡適的提議，請其記下編目的錯誤，以便更正，並托其留意禪宗在中國畫派上的影響。胡一一允諾照辦。此後兩個月間，兩人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中國學院和英國幾度重逢，自由交談之外，胡適還聽取了伯希和所作關於中國戲劇以及中亞與中國關係的學術報告。（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8月24日至9月26日，10月25、26日，11月20日。）
對於前來閱看卷子的中國學者，伯希和不僅予以引薦，還往往負責關照影印等事宜。其態度“和藹可親，饒有學者風範”（《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載《傳記文學》，第38卷第3期。），給造訪者留下深刻印象。這與當時一些歐洲漢學家的倨傲形成鮮明對比，如曾是塗爾幹弟子的葛蘭言，“吳文藻先生遊法之日，曾三過其門，不得一見。嗣經莫斯（葛氏的老師）介紹，方獲晤談”（高名凱：《葛蘭言教授》，載《燕京學報》，第30期（1946年6月）。）。其實伯氏並非一概平易近人，後來成為蒙古史研究名家的拉鐵摩爾1927年在巴黎見到伯希和時，便頗受冷遇。（參見《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拉鐵摩爾回憶錄》，19頁。）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虛在巴黎籌劃成立世界佛學院，伯希和與之幾度接觸，互致傾慕，並允為發起人。（參見《太虛法師年譜》，145、153頁。）1930年2月，吳宓遊學歐洲，在巴黎拜會了伯希和，文人氣重的吳宓似對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據家，又頗有美國人氣習。迨宓述王國維先生及陳寅恪君之名，又自陳為《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對宓始改容為禮”。吳宓好弄詩文，治學之道與歐洲漢學界通行方法相去甚遠，“晤漢學家（西人）既有數人，雖佩其記誦考據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對於單純模仿西方漢學方法的國內學者，吳宓也心存異議，以伯氏推重李濟、顧頡剛等而指其“殊無辨擇之能力矣”（《吳宓日記》，第5冊，196頁。）。
1932年底，伯希和為調查近年中國文史學的發展，並為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采購普通應用書籍，再度來華，經香港、上海到達北平。在平期間，他研究考察中國古跡及美術，並參觀各著名學術機關，受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國立北平圖書館、營造學社、與學術界關係密切的《北平晨報》館以及當地的學者名流，陸續舉行歡迎宴會或約其講演。如在燕京大學用英文演講“在中國之西洋畫家”（《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氏星期五在燕大講演》，載《北平晨報》，1933年2月9日；《朱自清年譜》，118頁。）。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語所在歐美同學會所舉行的最為隆重，“除該所研究員、特約研究員皆到外，並請北平研究院李聖章、李潤章，故宮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陳受頤、羅庸，清華馮友蘭、蔣廷黻、黎東方，燕京許地山，輔仁餘嘉錫，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徐森玉、劉節、謝國楨、孫楷第，營造學社梁思成，西北科學考察團袁複禮、黃仲梁諸氏作陪”。事前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回答報界采訪時，介紹了伯希和的學術成就，稱：“他在漢學及中亞文史學上之地位，在歐美公認為領袖。”當晚傅斯年首先致歡迎辭，又對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認為：“伯先生在學術上之偉大，以他在東方學中各方麵的貢獻，以他在漢學上的功績，以他在中央歐洲文史的發現與考證，他不僅是以中國學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學派中國學之領袖。”伯氏的答詞除表示對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人格學問的景仰外，突出地談到導師沙畹的地位與貢獻。（參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蒞平》，載《北平晨報》，1933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