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宴則以陳垣做東邀宴譚家菜最見禮重。此宴由陳寅恪、胡適、柯劭忞、楊雪橋等作陪，假座豐盛胡同譚祖任宅。（參見致胡適函第六，見《陳垣來往書信集》，178頁。）譚家菜是北京最負時名的粵式家庭菜館，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書畫，能詩詞，精鑒賞，與陳垣、楊樹達等為思辨社成員，加以環境幽雅，格調清新，其海味名菜勝過各大飯莊，但並不對外營業，主人還須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嚐。（參見袁詳輔：《漫談譚家菜》，見《文史資料選編》，第24輯，279～280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在此設宴，更顯巧思與敬重之意。陳垣與伯希和雖是初次見麵，彼此卻早有聯係。20世紀20年代初，陳垣發表關於火祆、摩尼、基督等外來宗教論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與之通信，並托陳垣代為拓印福州烏石山有關摩尼教《二宗經》、《三際經》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來華時，從福州藏書家龔易圖處聽說，但未見原碑或拓本，在地方誌中也遍查不得。（參見［法］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遺跡》，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第9編，126頁。）陳接信後，即托樊守執代為查訪。樊氏尋訪多日，仍無下落。（參見《陳垣來往書信集》，163～167頁。據樊守執說，龔易圖於光緒十九年（1893）已經身故。另據伯希和《說郛考》，他在龔易圖處還看到澹生堂鈔本《百夷傳》和《九夷古事》，見《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6卷第6號（1932年11—12月）。）此次來華，伯希和將俄國所藏《元秘史》攝影分贈北平圖書館，兼任館長的陳垣致函感謝之餘，表示要合文廷式鈔本再校一遍。（參見致伯希和函，見《陳垣來往書信集》，417～418頁。）來訪期間，他還與北京的幾位學者一起整理新發現的額濟納漢簡。（參見《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401頁。）4月伯希和離京歸國，陳垣、胡適、李聖章等人送至車站。
隨著地位的提高和聲望的增長，伯希和除了繼續與中國學者交流學術外，還致力於促進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鑒於戰爭慘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極大動搖，一些人轉向東方尋求解脫。法國總統聲言：“欲圖戰後文明之進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燦然之中國文化與法國文化兩者智的關係深厚固結。”（羅增益譯：《日本人之中法文化運動觀》，載《旅歐周刊》，第81號（1921年5月28日）。）1919年秋，葉恭綽赴歐考察，提出由交通部出資，設中國學院於巴黎大學，得到法國總理班樂衛（PaulPainlevé）的讚成。1920年該院宣告成立，目的在於推動中法兩國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學問。翌年底，得到法國政府的承認。1929年初，正式歸屬巴黎大學。由10人組成的該院評議會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純學者。他還擔任該院的研究指導委員會委員。該院圖書館所藏圖書，大多係伯希和讓售或代為購買。從1927年起，伯氏擔任中國文學、語言學和美術講座，講授漢學與圖畫。該院共設7個講座，所聘教授，除伯氏與擔任幹事的葛蘭言為漢學家外，其餘所講均極膚淺。馬伯樂一度兼課，後因與葛蘭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該講座“在籌備期中最難之事，即在主講人之缺乏”（太玄：《巴黎通信》，見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二），8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這樣，伯希和的加盟可謂至關重要。該院的中國政府代表稱：“伯希和君為該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幫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後，而為法國漢學界之泰鬥，今教授其間，殊增該院之榮威。此巴大中國學院，所以極為歐美漢學家之所囑目也。”（《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概況》，載《中法大學月刊》，第4卷第2期。）當時歐洲研究中國文化者雖日益增多，但像中國學院這樣大規模的研究和傳播機關，尚屬罕見。中國學生來院聽課者，大都是在巴黎大學預備論文。截至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學位。先後得到伯希和親炙的中國學人有方壯猷、王靜如、郭麟閣、韓儒林等。
20世紀20年代初，北京大學為加強學術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國學門，1923年1月，由校長兼所長蔡元培具函，敦請伯希和擔任國學門考古學通信員。（參見《蔡元培全集》，第4卷，309頁。）在促進該機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方麵，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北大“《國學季刊》所登文章，每期均由伯希和君在《通報》中作介紹文，因此歐洲學術團體近中頗有知《國學季刊》者。照此做去，十年後我研究所必為世界學問團體中一重要會員”。1925年，北大“依羅、王諸公舊例，月送百金”，聘請伯希和任職該所。此舉應為請伯氏擔任導師。經劉複代表北大接洽，就聘期事宜有所商議，伯希和接受了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寄去的聘書，並主動提出，明年4月，由埃及皇家地理學會組織的萬國地理學會將在開羅召開大會，“主要事項仍在考古，故各國考古學者、曆史學者、地理學者以及此等諸學之團體代表，無不到會”，“他極願同時兼做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代表”。此行需費甚大，伯氏本來尚在猶豫之中，因“此事對於北大可增不少之聲價，願極力為之”。北大國學門遂正式委托伯希和代表該機構向大會致意。這次大會被伯希和視為學術中心由集中於歐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擴展的轉折，並且預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爾各答、北京等處，都要請諸位去就地研究他們所研究的和他們所要研究的東西了。”會後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國學門，詳細通報有關情況，函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