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在巴黎數年，不僅編製了有關敦煌遺書的詳細目錄，而且抄錄攝製了大量卷子。離法赴英前，王“往謁伯希和，詢以敦煌文獻及回鶻史事數則，伯希和韙之”。聽說王有意重新考訂敦煌群書，伯希和主動提示：“‘餘在敦煌工作時，在千佛洞百餘窟中，凡有關於曆史之題壁，為影相所不能攝者，均有手錄清稿，尤為重要。藏庋篋笥，亦將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書室，取來兩個木匣，長尺許，寬六寸許，高寸許，滿貯手稿。”其中“有讚，有銘，有敘，有題款，上起北魏大統，下迄元、明，其著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為最多，西夏、蒙古，亦間有之。銘讚序跋，多關史事，可補寫本文件所闕。而題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銜可考，且闔家老幼，一齊具名，既可明其世係，且可知其行輩。若歸義軍之張氏、曹氏，世族之陰氏、索氏、慕容氏、鄧氏等，所關甚巨，史籍既已放失，寫本文件，又複不全，在今日此誠為唯一寶貴史料矣”。王飽觀一過，“乃向伯希和曰：‘《敦煌壁畫集》（LesGrottesdeTouen-Hoang，1920）既已印行，此為不可緩。此不但為壁畫之題解，亦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千佛洞經遊人之盜竊，風雨之剝蝕，恐原物毀滅已不少，則天壤一線之傳，是在汝木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頜之。然恐事忙不果成。餘因表示願為助，彼樂而許之。”近年來這些手稿被陸續整理出版，確如王重民所說：“其重要不在敦煌寫本書下。”（《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見《敦煌遺書論文集》，4～5頁。20世紀50年代初期，王重民曾指責英、法等國的“支那通”們嫉妒中國敦煌學研究一日千裏的成就，“實行幽閉敦煌經卷政策，把這個學術研究運動絞死。不但不再寄給我們材料，就是對於我們到巴黎和倫敦去的學者們，有時不肯痛痛快快的讓他們閱讀和研究，更造出一種空氣來，說隻有他們才有資格和條件去研究‘敦煌學’，中國人是不配的。”（《敦煌文物被盜記》，見《敦煌遺書論文集》，14頁。原文發表於1951年5月《文物參考資料》第2卷第5期，後文字有所改動。）此說至少對伯希和不適用。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伯希和還向王國維、羅振玉、李儼等人寄過敦煌卷子的照片。以後漸少，主因當是能去歐洲看卷子的人日益增多，而北平圖書館已將巴黎所藏大部照回。）
“九一八”事變後，為爭取國際輿論，中國積極展開文化外交，擴大中國在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影響，法國成為重要目標。而大學教授和法蘭西學院院士們，“出於某種原因，他們在法國社會中享有很高聲望，被看作是國家的智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二），3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漢學家的身份協助中方的努力，作用為他人難以替代。1933年5月至6月，由中法各美術學術團體發起主持，彙集了徐悲鴻、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劉海粟等70餘位現代名畫家數百幅佳作以及數十幅古代名畫精品的大型中國畫展，在巴黎堡姆（Paume）美術館連續展出 45天，伯希和與28位中法要人擔任名譽委員，並參與古畫的挑選。先此，中國藝術家曾三度籌劃在世界藝術之都舉行畫展，均未成功。這次畫展在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引起熱烈反響，開幕式各界來賓達2000餘人，法、英、德、俄、意等國的報刊發表評論200餘篇，應觀眾要求，展期兩度延續。“轟轟烈烈，恐為華人在法宣傳之空前之盛”（1933年9月中法大學駐法國事務處主任劉厚報告：《巴黎中國畫展之經過》，載《中法大學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1日）。）。
1935年5月至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偕夫人最後一次來華，所負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舉行的法國公益慈善會向東方圖書館贈書典禮，二是以1936年初將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中國藝術展覽會選擇委員身份，到上海選定準備運往英國的古物。他先到北京，與當地學者會晤。5月5、18、29日，先後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鋼和泰、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和陳寅恪以及陳垣長校的輔仁大學的宴請，與陪客的胡適等人“談甚暢快”。5月28日，在胡適的陪同下到研究所看漢簡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個‘外國文字碑文拓本總目’，以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適的讚同。（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各該日條。）並受顧頡剛之托，帶信給在巴黎的王重民，請搜集歐洲所藏《尚書》敦煌本。（參見《顧頡剛年譜》，233、263頁。）
6月6日，他趕赴上海，出席在環龍路11號法租界公董局舉行的法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贈受典禮，並代表法方致辭。該館以伯希和曾經親臨的涵芬樓為基礎擴建，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被日軍縱火焚毀。事後，以張元濟為主席的複興委員會設法恢複，並向各國募捐圖書。法國方麵，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會出資，由伯希和親自挑選了1500餘種法文名著捐贈。在講話中，伯希和對與會的張元濟、王雲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學術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貢獻表示敬意，說：“我今天能廁身在這許多學者之間，已深榮幸。尤其引為光榮者，則此次贈書的選擇，鄙人能參與其事，各書科目齊備，都為基本名著，或能於中法學術方麵之溝通，有所貢獻。中國民族有悠久的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來各方進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為中國的好友，茲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張元濟、洪逵、李石曾、王雲五等人講話時，均對伯希和表示特別謝意，認為此舉“不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溝通”，“還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現”（《法公益慈善會贈書東方圖書館昨舉行隆重贈受典禮》，載《時事新報》（上海），1935年6月7日。）。直到1941年5月，張元濟、葉景葵等人還懇請伯希和出麵說項，向上海法租界當局申請合眾圖書館開館及免稅等事宜。（參見《張元濟年譜》，4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