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伯希和承擔的為倫敦國際中國藝術展選擇古物一事，卻始終有些波折。學術界反對的聲音雖然平息，伯氏的表現仍然招致微詞。參與其事的林語堂不無諷意地描述道：“外國代表中有一位是法國漢學大家伯希和。你說他不通，他倒算通。妙在我們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行觀覽之時，伯希和滔滔不絕的表示其內行。這張宋畫，看絹色不錯，那張徽宗的鵝，無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卻一聲不響，不表示意見，隻有口口客氣說‘是的，是的’。後來伯希和忽然怕了不說，若有所覺，不知在蔡先生麵前出醜沒有。這是中國人涵養反映外人賣弄的一副絕妙圖畫。”（林語堂：《記蔡孑民先生》，見《追憶蔡元培》，270頁。）但該展覽舉辦後，在歐洲引起東方美術熱潮，效果相當明顯。1936年1月，參與展事的傅振倫赴歐洲考察博物館事業，拜訪了伯希和，經其介紹，得以入庫參觀羅浮宮所藏古物。（參見《海外博物館所見中國科技資料》，見《傅振倫文錄類選》，800頁，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
第三節 文雅的樹敵藝術
伯希和對中國文化感情深厚，這是他重視中國學術和學者的基礎。而這方麵的獨到見識，得導師沙畹的啟迪甚多。在1933年中研院史語所的宴會上，伯希和因傅斯年講話對自己推崇備至，答詞中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與影響。他說：“沙畹之在中國學中，確為全歐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認識中國文化之偉大的價值。”“中國之文化，不僅與其他古代文化並駕媲美，且能支持發揚，維數千年而不墜，蓋同時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現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國古代之文化，而能實地接觸當今代表中國之人，此種幸運，絕非傾慕埃及或希臘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運而能親來享受者，以沙畹為第一人。昔餘之來中國，亦無非師效沙畹之榜樣耳。”（《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蒞平》，載《北平晨報》，1933年1月15日。）這種認識在歐洲漢學界確屬鳳毛麟角。當時英國漢學家中名氣最大的維列“從沒有到過東方，而且不願意去，因為怕一去之後把他對於中國的想象打破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506頁。）。
由於熱愛中國文化，伯希和雖然被一些法國同行指為目空一切，卻能顧及中國學者的感情。1933年來華時，傅斯年問他“遊中國後將至日本否”，“伯君雲：‘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來東方學工作固有可觀，吾此次東來，日本固請吾順道一遊。然自沈陽事變之後，日本人之行為為吾甚不滿，不欲於此時見之也。’吾繼叩以將往大連晤羅振玉否。伯君答雲：‘吾亦不欲見之。’果然海道來，海道往，未經日本及東北。”就外國人而言，這一態度較那些“長城戰血未幹，遽然東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伯氏一直關注日本東方學的進展，而以巴黎所藏有關日文書籍多有缺失為憾，早在1931年就與羽田亨聯係，擬赴日本考察交流，因故一再延期。（參見［日］羽田亨：《我が國の東方學とペリオ教授》，載《東洋史研究》，第10卷第3號（1947年）。）他此行已先期與日本學術界接洽，計劃3月中旬到東京，舉行4次講演，並且公布講題，分別為：1.古代中西交通，2.中國外來諸宗教，3.東土爾其斯坦的考古學研究，4.關於蒙古史諸問題。（參見《ペリオ氏》，載《史學雜誌》，第44編第3號（1933年3月）。）他最終放棄東渡計劃，主要原因當是反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尊重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直到1935年，伯希和才去日本，參觀東方文化研究所和帝國大學等學術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