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要求留學生也極為嚴格，據說有一位中國某大學教授，到巴黎大學預備博士論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後人情麵子，將論文通過，伯希和因而感歎：“近代的中國青年，不知中國。”（盛成：《海外工讀十年紀實》，148、153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此說疑指劉複。但盛自稱其1928年在巴黎大學中國學院講授中國蠶學大受歡迎，而代理該院中國政府代表劉厚則說“聽者不甚踴躍”。見《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概況》，載《中法大學月刊》，第4卷第2期。）當時赴法留學的青年甚多，水平參差不齊，有人甚至誤將伯希和所在的法蘭西學院與中學混同，入內聽講而完全不懂。（李宗桐：《旅法雜憶》，載《傳記文學》，第6卷第4期（1965年4月）。）由北京大學派赴巴黎留學的劉複，學位論文口試時經曆了巴黎漢學正統的洗禮。擔任評委的6位學者，包括以伯希和為首的3位漢學家，考試進行了6小時，“劉回家時都要人架著走了”（趙楊步偉：《歐洲遊記》，載《傳記文學》，第6卷第6期（1965年6月）。）。劉複隨即被接納為巴黎語言學會會員，並獲得1925年度法國最高文藝學院的伏爾內獎（Prix-Volney）。（參見《劉複教授被舉為巴黎語言學會會員》，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607號（1925年1月6日）；《劉複教授得一九二五年伏爾內獎》，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718號（1925年6月12日）。）
伯氏之說看似苛刻，卻並非偏見，與中外學者的看法不謀而合。1922年胡適曾斷言：“中國今日無一個史學家”，“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胡適的日記》，438頁。）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評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說：“陳垣氏為現在支那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支那雖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許多之史學者，然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黃侃、朱希祖、尹炎武等“偶談及當世史學巨子，近百年來橫絕一世者，實為門下一人（指陳垣），聞者無異辭”。孫楷第和餘嘉錫、王重民等人議論時賢，“以為今之享大名者名雖偶同，而所以名者則大相徑庭”，多為“名浮於實”的“一時之俊”，而鮮“實浮於名”的“百代之英”，後者唯陳垣足以當之。（參見《陳垣來往書信集》，99、410頁。）陳寅恪則推崇道：“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其著作對於學風流弊，“必可示以準繩，匡其趨向”（《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505頁。）。王國維的成就更不限於史學。胡適雖將他列入舊學者，卻推為今日中國12大人物中的三學者之一。其餘二人章炳麟時代已過，學術半僵，羅振玉沒有條理，而王國維則是所有舊學者以及包括梁啟超和胡適本人在內的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中 “最有希望”者，其研究已漸得世界學者的承認。（參見《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載《努力周報》，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胡適的日記》，440頁。）陳寅恪更認為其著作“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501頁。）。
正因為伯希和的評論嚴而不偏，在民族情緒高漲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對其苛詞竟能表示歡迎。早在伯希和與中國學者會麵初始，羅振玉就對這位年僅31歲的洋學者的博學與才華感到驚異和敬佩，稱其“博通東方學術，爾雅有鑒裁，吾儕之畏友也”（《莫高窟石室秘錄》，載《東方雜誌》，第6卷第11期。）。1933年伯希和來華，傅斯年一麵介紹中國學者的努力和進展，希望他“看到北平的中國學人，在這幾年中已大大的擴充了他們的範圍，勇敢的嚐試些新方法。一時的現象或者不免缺少條理，但如果不受外來侵略的破壞，幾年中將有極堅實的結果出來”，一麵則請其“對吾人有些同情而不客氣的批評”（《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蒞平》，載《北平晨報》，1933年1月15日。），並且認為：“西洋之談中國事或治中國學者，如羅素伯爵、衛禮賢博士一派，欣悅中國文化而號‘中國之友’，固當為吾人所親愛。其將中國文史研究流布，發見已湮沒之光榮，明辨將滅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準以吾國之為曆代重視文史學之民族，自應加以敬重。”（《論伯希和教授》，見《傅斯年全集》，第7冊，23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