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伯希和的批評還對中國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近代學術發展的路向。陳垣曾對胡適慨歎：“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兩人“相對歎氣，盼望十年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陳垣的這番感慨多次對人道及，早在1923年北大國學門懇親會上就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鄭天挺：《五十自述》，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8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但陳垣所說，絕非簡單的位置勝負，而是關係學術正統的承繼。所謂學術正統，一要占據時代的潮流主導，二要延續古往今來的學術大道，方法領域相合，萬變不離其宗。法國漢學成為學術正統，與伯希和地位的確立恰好同步。正如當時法國總統所說：“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日本人之中法文化運動觀》，載《旅歐周刊》，第81號。）而中國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亦然）自道鹹以後，正統崩壞，異軍複活，推陳出新之餘，不免似脫韁野馬。晚清今文經學大盛而“語多妖妄”，已為一例。喜歡“截斷眾流”的胡適，更常常扮演“旁逸斜出”的異軍先鋒主帥。（參見羅誌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梁啟超則是另一非正統論的倡導者。）他對以正統派觀點自居的馮友蘭頗為不滿，連帶及於陳寅恪。（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5年1月24日。關於學術正統，為近代中國學術史一大要案，牽涉頗多。饒宗頤教授《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則不止於學術範圍。）但偏離正宗，恰是其貢獻主要不在學術的症結。
學術創新欲求恒久，必須變而不離正鵠，基礎在於繼承古今中外學術傳統的正邪多寡。近代中西交彙，學術路徑不同，趨向則一。正如傅斯年所說：“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藉，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於製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比較材料而隔漠。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溝通此風氣，而充分利用中國學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範圍乎。”伯希和不僅“通習極多東方古語今語，而又皆精”（《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蒞平》，載《北平晨報》，1933年1月15日。），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其對中國文獻的掌握，不僅在歐美漢學界首屈一指，甚至超過許多中國學者，因而能夠融彙發揚中外學術之正統。
由本土而域外的陳垣與此殊途同歸。桑原騭藏說：“陳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為研究支那與外國關係方麵之對象。從來支那學者研究關係外國之問題，皆未能得要領，故支那學者著作之關於此方麵者，殆無足資吾人之參考。惟陳垣氏關於此方麵研究之結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則氏之研究方法，為科學的也。支那學者多不解科學的方法，猶清代學者之考證學，實事求是，其表麵以精巧的旗幟為標榜，然其內容非學術的之點不少，資材之評判，亦不充分，論理亦不徹底，不知比較研究之價值。今日觀之，乃知從來支那學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陳垣氏之研究方法，則超脫支那學者之弊竇，而為科學的者也。”（《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陳垣告誡後進治學應去空泛求專精，“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1933年6月23日致蔡尚思函，見《陳垣來往書信集》，355頁。），也是為了入大道而遠旁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