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劉複口試全過程的趙元任顯然對法國學術的純正產生敬佩之心，鼓勵其高足王了一赴法學習語言學。王國維、陳垣等也提倡後進赴法、德學習東方古國文字。而日本師法巴黎學派令學術猛進的事實，更使中國學者認識到伯希和式的嚴詞，具有“鞭策一切治漢學而為妄說者以向謹嚴”的積極作用。傅斯年在介紹伯希和時，多次強調其對巴黎學派正統的領導地位，並宣稱：“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勝，各學皆然，漢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願此後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存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鏡於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自廣也。二十年來日本之東方學進步，大體為師巴黎學派之故。吾國人似不應取抹殺之態度，自添障礙以落人後。”（《論伯希和教授》，見《傅斯年全集》，第7冊，2350～2351頁。）
直接受伯希和影響的還有胡適和陳寅恪。胡適與伯希和的交往持續10餘年，會麵多次，直到1938年7月赴法之際，還與之有所接觸。但他對有關禪宗史的道宣《續高僧傳》價值評判與伯氏不同，進而疑心後者的中文程度，對伯氏的學生也有些看輕。誠然，作為外國學者，要想在學術層麵掌握中文到母語的程度，似無可能。加上伯希和編目敦煌卷子時用力不足，錯漏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確書名，認為其閱讀和認識中國四部的知識與能力仍然有限。（參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後記》，見《敦煌遺書論文集》，71頁。）不過胡適別有原因，其美國留學背景令他對歐洲學術多少有些成見（1926年胡適訪歐時曾慶幸自己“先到美國而不曾到英國與歐洲”，否則“思想決不能有現在這樣徹底”。而此感想又是對屢次被英國或其他歐洲人當麵譏嘲美國文化的反彈。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11月28—29日。），而在所結識的歐洲漢學家中，他與英國的維列、德國的福蘭克等人更為投緣。隻是伯希和的學術至尊地位，令胡適不能不特別在意他的品評。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車站對王國維、陳垣的推崇，送行的胡適當麵聽來定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盡管日記恰好缺載，從他人旁錄中仍可窺知一二。
據梁宗岱說，他在一次聚集了舊都名流學者和歐美人士的歡迎伯希和宴會上擔任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的曆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我照話直譯。頻頻舉杯、滿麵春風的胡適把臉一沉，不言不笑，與剛才判若兩人。一個同席的朋友對我說：‘胡適生氣了，伯希和的話相當肯定，你也譯得夠直接了當的，胡適如何受得了，說不定他會遷怒於你呢。’這位朋友確有見地，他的話應驗了。我和胡適從此相互間意見越來越多”（戴鎦齡：《梁宗岱與胡適的不和》，見趙白生編：《中國文化名人畫名家》，413～41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梁胡交惡別有隱情，所記胡適對伯希和評語的反應則為事實。隻是胡適認定的角逐對手並非梁，他後來下大工夫於《水經注》公案，令有關專家們至今不明究裏（參見陳橋驛：《胡適與〈水經注〉》，見《水經注研究二集》，67～91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顯然與伯希和所言不無關係。從此他對王國維的著述屢有質疑，而治全、趙、戴《水經注》案，既證明王國維動了正誼之氣，也能表現自己更會嚴守科學方法。可惜想法不錯，取向不佳，仍難以借此預學術之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