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垣並稱近代史學二陳的陳寅恪，雖然20世紀20年代就列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席，年齡畢竟小了一旬。他與伯希和相交亦早，而且甚為敬重，其學術主張中不時可見伯氏的影子。學術淵源與範圍相去甚遠的傅斯年大力推崇伯氏，部分或來自他的認識。陳垣欲與伯希和通信，還要向他索取後者在巴黎的地址。陳寅恪即使在學者圈中也是有名的極不耐煩應酬，但每逢伯希和來華，他不僅參與宴會，還往往具名做東。伯希和從吳宓等人處獲悉陳寅恪見重於中國學術界，對他也很器重。1938年劍橋大學的中國學教授慕阿德退休，陳寅恪電告願為候選，胡適寫了推薦信，伯希和則答應“允為助力”（《胡適書信集》中冊，753頁。）。據說劍橋允聘其為漢文教授，陳以病目未應聘，後改聘牛津。（參見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載《傳記文學》，第16卷第3期，57頁。）
伯希和的推重僅及於王國維和陳垣，一則因陳寅恪的兩部力作《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均成書於20世紀40年代，無由得見；二則陳早年多循歐洲東方學脈絡，以外族或域外文書比勘中國舊籍內典。而在這方麵，由於傳承、環境、資料等條件限製，盡管他已超越前賢同儕，為中國學者最擅長此技之人，也很難在為數不少的歐洲專家中技壓群雄。（參見賀昌群：《近年西北考古之成績》，載《燕京學報》，第12期（1932年12月））伯希和本人即通曉多種外語，“於亞洲諸國古今語無不深造”（《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見《觀堂譯稿》上。）。對此國人或眩於陳寅恪所知語種之富，他本人卻深悉自己在此國際學術領域的位置。所以1942年作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時坦言：“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謹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複敢上下議論於其間。”（陳寅恪：《寒柳堂集》，14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抗日戰爭後他將所藏東方語文書籍盡售與北大，也是一證。其轉向原因不止一事，而國際漢學祭酒的態度，顯然不容忽略。更為重要的是，盡管中外學術相互溝通，仍有各自的正統在。陳垣後來也回到禹域之內，講傳統政治史而得成正果，與陳寅恪殊途同歸。後者更進而將本位漢語的工具作用發揮到極致，使中國史學躍上同情式考述的曆史新高。
第四節 蓋棺論定
“當國家承平之時，學者不得與他人同其榮，艱難時卻不得不與他人同其厄，此亂世學者生活之尤不得不受政治支配也。”（孫楷第：《評〈明季滇黔佛教考〉》，見《滄州後集》，3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這種過來人的傷心語確能反映其中滋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法兩國同遭侵占，伯希和在艱難困苦之下雖堅持研究，與中國學者的聯係卻告中斷。戰爭結束，伯希和剛恢複正常工作，即因癌症於1945年10月與世長辭。葛蘭言、馬伯樂也先此一病逝一圉死。而中國學者經曆了更為長期的戰亂之苦，犧牲慘重。遭遇相似，更加感同身受。1945年春得知馬伯樂逝世時，方豪還為文悼念，及聞“伯希和之喪，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執筆誌哀之感”。曆經劫難、身心交瘁的陳垣“閱報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為之悵然”（1945年11月2日致傅斯年函、1945年11月7日方豪來函，見《陳垣來往書信集》，561、304頁。）。
恢複後的《燕京學報》第30期刊登1941—1945年死難的中外著名學者的生平簡曆，以為悼念。編者按道：“吾國自七七事變以後，國學名家，或忠貞自持，愁苦以終；或慷慨赴義，身膏敵刃。若張孟劬、馮承鈞、張蔭麟、吳其昌諸氏之逝世，姚名達先生之殉國，皆我國文化界之重大損失。而法國自淪陷以來，學人艱苦，不下中華，漢學三大師，皆於戰爭期間，相繼逝世。大儒凋落，冀北群空，此尤西方漢學界之大損失已。特輯諸大師事略，用資景仰。”其中翁獨健所撰伯希和傳，對其推崇備至：“先生之學精湛淵博，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舉凡我國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先生幾皆有深刻之研究與精粹之論著。然詳繹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決疑製勝，蓋得力於先生之精通亞洲各種語文，注意版本校勘，與新史料之搜求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