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學不久，胡適就從夏德處獲悉，據端方說，哥大所藏中國政府贈送的《古今圖書集成》，並非雍正年初版，而是總理衙門仿印。但“雍正初版並不如後日上海圖書集成書局所出活板之精，以原板銅字不完，或有所闕，則假借他字以代之，而上海之板校對極精故也”（《胡適留學日記》，795頁。）。據說夏德是胡適論文的主要指導教授之一，可惜胡適日記後來反而不記專業之事，不知兩人交往的具體情形。參加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的6位評委中，夏德是唯一懂中文的人，則此番口試未獲通過，夏德的意見相當關鍵。因為胡適的直接導師杜威極口稱讚這篇後來引起不小風波的學位論文。（參見《陶履恭教授致胡適之教授函》，載《北京大學日刊》，第343號（1919年3月27日）。函謂：“今早到東京，午後往訪於新渡戶家，彼詢兄之近況。恭告以教授而外，複從事於新文學譯劇等事。彼甚喜，彼極讚兄之論文。恭告以現著有《中國哲學史》，已經出版，乃根據於前論文之研究更擴充之。”）胡適對自己論文答辯時的表現與反應從來諱莫如深，唐德剛稱胡適博士學位稽延的最直接原因，是“那時哥大根本沒有看得懂他的論文的導師”，夏德的中文“亦不足以讀原著”（唐德剛：《胡適雜憶》，71～89頁，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未必屬實。因為讀原著與審論文並非同一事，胡適的讀法在金嶽霖看來也不免牽強附會。況且夏德號稱淵博，代表作之一又是《中國古代史》（TheAncientHistoryofChina，1908年哥大出版），為其在哥大的講義，由盤古至秦統一，雖然主要依據《繹史》，未一一深究基本史料（參見齊思和：《評馬斯波羅〈中國上古史〉》，載《史學年報》，第2卷第2期（1935年）；梁繩禕：《外國漢學研究概觀》，載《國學叢刊》，第1、2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但在歐美漢學界，當是夠格評審胡適論文的有數人物。
關於夏德在胡適博士論文答辯時的態度，遍查各書，唯一可以找到的記載是金嶽霖間接聽聞的一段故事。據說夏德懂天文，“他問胡適：‘中國曆史記載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準確的？’胡適答不出來。那位考官先生說：‘《詩經》上的記載“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確的記載，從天文學上已經得到了證實。’”金嶽霖估計此言不虛。盡管他對胡適的學問曆來不大恭維，這一判斷倒並非成見。
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4月5日胡適在日記中所發的一段感慨：“西人之治漢學者，名Sinologistsor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為吾國古代成見陋說所拘束，故其所著書往往有啟發吾人思想之處，不可一筆抹煞也。今日吾國人能以中文著書立說者尚不多見，即有之，亦無餘力及於國外。然此學Sinology終須吾國人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漢學家之有種種艱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胡適留學日記》，860～861頁。）似顯露其心得與不滿。
與此相對，後來為南高學派要員、主張以人文主義救實用主義之弊的劉經庶（伯明），先胡適三年以《老子哲學》獲美國西北大學博士，其學位論文為另一德籍美國漢學名家勞佛所激賞。（參見郭秉文：《劉伯明先生事略》，載《學衡》，第26期（1924年2月）。）而且據說哥倫比亞大學是當時對中國學生來說最容易過關的兩所大學之一，“在那裏讀博士學位是懶漢之舉”（《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拉鐵摩爾回憶錄》，100頁。）。夏德不久即退休，1920年返回德國，從此閉門不出，罕與外界交往，通信亦不複，兩人之間毫無聯係。胡適後來竭力推崇杜威，卻幾乎不提夏德之名。1926年他赴歐羈留數月，並曾到德國，雖有經濟上的限製，可是從未起順便參拜師門之意，異乎情理及其“舊道德楷模”的稟性，除非二人不大投緣。（參見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載《國學季刊》，第2卷第3號。該文稱夏氏死於1926年。據1927年7月《史學雜誌》第38編第7號石田幹之助《フリドリヒ·ヒルト博士逝く》，夏德逝世於1927年1月13日。）
第二節 貴族與帝師
胡適雖未獲得學位，歸國後卻暴得大名，1922年哥大校長函邀其講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為其謝絕。這時的胡適，不僅忙於學術與政治，而且因為已成名流，出入於北京上流社會的社交界，與歐洲漢學家的交往機會也逐漸增多。當時各國來華人士不少，其中喜歡文學者於1919年組織了文友會，定期舉行演講等活動，有數十人參加。其成員與各國駐華使館保持密切聯係。胡適因此與流亡的俄國東方學家鋼和泰和時任帝師的英國漢學家莊士敦經常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