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和泰出身沙俄時代愛沙尼亞貴族之家，大學時就前往柏林研究梵文和印度文學，1900年用德文發表了博士論文。短期訪問波恩大學和牛津大學後，進入俄國外交部，然後到彼得堡大學任梵文和印度學副教授。這時其研究興趣轉向中亞及中印關係，特別是佛教領域。1916年，他代表彼得堡科學院去日本，適逢俄國革命，其財產被沒收，1917年來到北京，以便進一步研究中印佛教關係，特別是從中國史料裏尋證據考迦膩色迦王的年代。經香港大學校長愛裏鶚（CharlesNortonEdgcumbeEliot，治印度教與佛教）推薦，1918年胡適請鋼氏到北京大學教授梵、藏文和古印度宗教史等課程。此事胡適稱為香港大學對中國學術的最大貢獻。（參見《胡適的日記》，547頁；胡適：《南遊雜憶》，見楊犁編：《胡適文萃》，630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Ernst 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von Stael-Holstein”，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華裔學誌），vol.Ⅲ，fasc.Ⅰ（1938）。後文稱鋼和泰到北大任教在1922年，但據胡適1937年3月16日日記：“民國七年，我因SirCharlesEliot的介紹，請他到北大來教梵文，並教印度宗教史。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口譯的，我們合作兩年，我得益不少。”則當在1918年。胡適口譯古印度宗教史課，從1921年10月起。1923年後黃樹因繼之。黃不幸夭亡，由江紹源接替。（《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3年9月20日））他在文友會聽過鋼和泰關於“佛陀傳說中的曆史的部分” （Whatishistoricalinthe BuddhaLegend）等學術演講，又共同參與推動文友會倡辦的“東方學圖書館”，並經常一起進行學術交際活動，知道鋼“是俄國第一流學者”，“他的學業名望是歐洲東方學者都公認的”，了解其從事的漢、梵、藏等文本佛經對勘，對中國大有益處，而國內無人能及，加上港督和美國公使都對鋼男爵特別禮重，呼籲“中國應該為世界愛惜此人”，因而對其敬重有加。（參見《胡適的日記》，44、63、65、66、94、218～220、228～229頁。）
1921年10月起，胡適為鋼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擔任口譯，每周兩時，這也使他自己“得益不淺”，由此獲得的關於佛教經典各種版本與教派關係，印度、錫蘭曆史傳說與佛教的淵源等知識以及同時向鋼氏初學梵文，當是全無佛教知識的胡適為續寫中國哲學史後來大膽涉足禪宗史研究的重要契機。1922年底，鋼和泰在北京大學成立25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講“近年新疆的考古學上的發明”，由胡適擔任口譯，演說稿發表後，引起同校教授葉瀚關於《般若經》的兩點質疑。胡適代鋼氏作答，指出所疑二點皆是葉的誤會，而非鋼的錯誤。答詞中對《迦葉品》的如數家珍，顯然得益於深通《寶積經》的鋼和泰。（參見［俄］鋼和泰（章廷謙筆記）：《近年新疆考古學上的發明》，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151—1153號（1923年1月10—12日）；葉瀚：《鋼和泰博士演說近年來新疆考古學的發明之質疑》，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156號（1923年1月16日）；胡適：《代鋼和泰先生答葉浩吾先生》，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159號（1923年1月19日）。）
此外，鋼和泰在東交民巷台基廠奧國使館舊兵營俱樂部的寓所是當時北京來華外國人士的一個社交中心，胡適於此結識了不少文化人。而鋼和泰的許多研究需求，也往往由胡適出麵疏通解決。如鋼和泰提出要求北大給他一個“東方語言學部”的名義（隻是印一些寫上“國立北京大學印度中亞學部”的信封信紙），以便與歐洲各東方學研究機構接洽，為北大索取各種書報，並便於在中國找人參與巴黎、倫敦、柏林東方學者的整理《佛藏》事業，胡適即代向蔡元培提出申請，並主動建議將久同虛設的圖書館“東方室”交由鋼管理，斷言“將來一定有大成績”（《胡適的日記》，228～229頁。）。胡適還答應設法為北大謀藏文的《全藏》，作為其校勘佛經的底本，甚至借錢為鋼和泰墊款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