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北洋政府財政上限製北大等原因，胡適幾經努力，購置藏文《全藏》等事未克成就。（參見《胡適的日記》，237～238、351頁。1923年12月8日，胡適為購買藏文《全藏》事，致函單不庵；次年1月25日又與鋼和泰引介的一位蒙古人就所帶藏文《大藏》之《論藏》議價，因索價過高不成。（《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為此，鋼和泰似認為北大不能滿足其研究條件，1927年流露出欲赴東京之意。與之經常切磋梵文的陳寅恪函告傅斯年，希望中山大學“寄彼千元，留其在京”。傅感到“此恐非根本解決之策”，欲請其南下廣州，帶助手帶學生，並可任意買書，托胡適代為說項。（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455頁。）剛好此時哈佛大學計劃在北京設立附屬該校的中印關係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of Sino Indian Research），鋼和泰被任命為所長。此事或與始終和美國在華文化事業聯係密切的胡適不無關係。（參見E.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von Stael Holstein”，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Ⅲ，fasc.Ⅰ（1938）。燕京大學改革國文係，與哈佛大學合辦研究所以及清華學校的改革和籌辦國學院等事，均與胡適聯係。）
在胡適的幫助下，鋼和泰的研究進行順利，並對中國學術界產生積極影響。1922年4月，胡適看了鋼和泰所寫《陀羅尼與中國古音》一文，知其引法天的梵咒譯音證當時的音讀，“很多可驚的發現”，於是親自譯出，刊於由他主編、次年1月出版的北大《國學季刊》第1號。該文首先在中國提出，應仿照西方學者推求印歐原始語言方法，用比較語言學推求中國原始語言，並指出從發音學重構中國古音，存在中文象形會意，不用音標，與漢語最接近的藏、緬、暹語均無古書等兩大困難以及用方言與日本、安南、朝鮮文中的漢字讀音比較，從古韻表考見韻母分類，和中外文互譯對音等三條研究途徑，提示中國學術界注意歐洲學者伯希和、高本漢等人的研究進展，強調研究古譯音對於中國音韻沿革史、印度史、中亞史的至關重要。受此影響，《國學季刊》第2號發表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就外國古來傳述中國語觀其切音，就中國古來音譯外國語反求原語發音；第3號又發表潘尊行的《原始中國語試探》，進一步討論鋼和泰文所指出的中國古音不易推求的兩個原因，分析以章太炎、黃侃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音韻研究的成就和局限，指出運用比較語言學的必要，引起不同意見的辯論。魏建功後來總結道：“曆來研究古音的人們都注意在死材料，更不注意他種語言的參考，這是新近的方向，用梵音來考訂古音，而大辯論從此開始。”（魏建功：《古音學上的大辯論——〈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引起的問題》，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1卷第1號（1926年10月）。）
除知對音為治古音的新材料外，鋼文更積極的意義在於使國人知道高本漢的成績，由此開始大量翻譯介紹（參見齊佩瑢：《中國近三十年之聲韻學》，載《中國學報》，第1卷第2期（1944年4月）。），中國音韻學因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而胡適譯介鋼和泰的論文，實為人稱近代中國語言學“高本漢時期”肇始的重要契機。
鋼和泰的主要貢獻還在佛教研究。“其寓中收藏藏文佛經，及大小各種佛像畫卷等甚多，終年閉門研究古籍，澹如也。”他“據藏文及梵文佛經，以校正中國舊譯佛經之訛誤，多所發明”（［俄］鋼和泰撰，吳宓譯：《一七三四年班禪喇嘛告諭譯釋》譯者按語，載《學衡》，第43期（1925年7月）。）。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2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漢晉唐宋六種合刊》以及1933年北平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出版的藏漢文《大寶積經迦葉品集注》。在他的主持影響下，中印關係研究所收集了大量各種文字和版本的佛教喇嘛教經典及有關文獻文物，培養了一批從事此項研究的中外學者，很快成為國際知名的東方學研究中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訪問者。有人指出：“鋼和泰最早將印度和中亞學引入中國，其在中印關係領域的研究，有不少在中文書刊發表，極大地刺激了該國有特殊能力從事這種文獻和語言研究的學者的類似興趣。”（E.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von Stael Holstein”，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Studies，vol.Ⅲ，fasc.Ⅰ（1938）.）可以說，鋼和泰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學術界溝通國際東方學及漢學的重要媒介，對於整體上促成中國學術進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