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鋼和泰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1927年又被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名譽通信指導員，1930年擔任《燕京學報》編委，表明中國學術界對其學術貢獻與地位的公認和禮重。而胡適在中國為世界學術界愛惜此人方麵，當居首功。（參見《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載《國學季刊》，第1卷第2號（1923年4月）；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見《清華漢學研究》，第1輯，327頁。）除1928—1929年前往美國擔任哈佛大學中亞研究講座教授外，鋼和泰一直在中國從事研究。雖然後因研究興趣不盡相同，胡適又太忙，兩人來往較疏，仍不時互有探訪，保持良好交誼。1937年鋼和泰病重入住北平德國醫院，他要求不向外透露病情，以免驚擾朋友，而胡適是少數前往探視的知情者。數日後鋼不幸逝世，胡適聞訊，大為感傷，稱讚他“是一個純粹學人，終身尋求知識，老而不倦”，並在出席鋼和泰的奠儀時“不覺墮淚”（《胡適的日記》，547～548頁。）。
胡適與溥儀的老師莊士敦也早有交往，兩人經常共同參與一些中外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交流應酬活動，還先後擔任過為期一年的文友會會長。（參見［英］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230頁，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胡適看了莊關於董鄂妃非董小宛的考證文章，覺得引征甚博，又曾參觀其在當時京城也號稱豐富的私人藏書，知其遍遊中國，很有學問。不過胡適與之共鳴最多的是對傳教士的看法。胡不信教，對教徒雖無偏見，對反教會者卻不乏好感。而莊士敦“最恨傳教士，他著的書之中，有兩種是批評在中國的傳教運動的”。英美考察教育團來華考察教會教育時，莊與胡適等人一起，激烈地表達反對意見。
1922年5月胡適入宮見溥儀，引起普遍不滿。此事與莊多少有關，他挑選過一些胡適的文章和胡適與其友人經常為之投稿的一些定期刊物給溥儀閱讀，入宮前胡適還專門向其打聽宮中情形。特別是1924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胡適公開表態反對，激犯眾怒，博得莊士敦的好感。而且胡適不相信人們對溥儀密謀複辟的指責，卻深信莊士敦等“並沒有什麼複辟謬論”（《胡適的日記》，45、218、359頁；《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272、275頁。）。1926年胡適赴歐，兩人還有所接觸。
不過，莊、胡之間的關係不像與胡、鋼的那樣純粹。1925年，中英庚款谘詢委員會成立，胡適是中方委員之一。次年該委員會派代表團來華考察，莊士敦為秘書。在中英雙方利益尖銳抵觸的情況下，莊士敦向主張完全相反的港督兼香港大學校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將胡適描述為：“一個名過其實的人，他有時表現出具有過人的才智，實際上絕非如此。……當他喜歡的時候，他可以在某些社交場合表現得很有魅力。不過，他對美國的支持遠遠高於他對英國的支持。”（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所引牛津大學藏金文泰檔案，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6）。）莊在北京聽了胡適所作“中國哲學與柏拉圖主義”的演說，認為其“對柏拉圖之哲學毫無了解，似未嚐讀其書者”。並函告英國人類學家布克敦教授（L.H.DudleyBuxton）。後者因而認為美國之教育錯誤，主張牛津注意人文教育之旨義。（參見《吳宓日記》，第5冊，149頁。）
第三節 來華同好
這一時期各國駐華使館多用漢學家擔任相關職務，胡適認識了德國使館的文學顧問（胡適稱為頭等參讚）尉禮賢和蘇俄外交代表團的伊鳳閣，兩人均為歐洲漢學名家。
尉禮賢1899年作為牧師來華，因仰慕“孔教”，取今名，字希聖。他在華20餘年，對中國傳統文化深慕不已，自稱山東人。義和團事變，他為中國辯護。後在青島創辦禮賢書院，凡入校學習德文者，須精通中文。民初與流寓青島的遺老們組織尊孔文社，聘勞乃宣主持，日與講論經義，並在其輔佐下翻譯儒學經典。（參見勞乃宣：《韌叟自訂年譜》，見《中國曆代名人年譜彙編》，第1輯之53，49～54頁，台北，廣文書局，1971；尉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145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本來他來華想傳播西方教義，但據說從未吸收一人入教，反而不遺餘力地向歐洲宣傳中國文化，以至有人批評其“比中國人還要中國化”（鄭壽麟：《衛禮賢的生平和著作》，載《讀書月刊》，第1卷第6號（193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