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蘇俄漢學界的舊派學者對胡適等人倡導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的歐化偏向不以為然，伊鳳閣似也有所保留。1926年6月，國學門在龍頭井公教大學召開第四次懇親會，並歡送即將赴歐的胡適。席間胡適發表對於整理國故之最近意見的演講，針對許多青年爭相研究國學的狀況以及回應陳源等人對此的批評，宣稱：“我們所提倡的‘整理國故’，重在‘整理’兩個字。……是用無成見的態度，精密的科學方法，去尋求那已往的文化變遷沿革的條理線索，去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國文化史。不論國粹國渣，都是‘國故’。我們不存什麼‘衛道’的態度，也不想從‘國故’裏求得什麼天經地義來供我們安身立命”，以免被誤解為“保存國精”、“發揚國光”。他斷言國學是條死路，其中經學、文學、哲學都沒有什麼寶貴東西，青年應盡量少走，而未經科學方法訓練的人也不能走和不配走，進而呼籲“少年朋友大家要走生路！”得到在座的馬幼漁、徐旭生等人的附和讚同，葉瀚、伊鳳閣卻有異議。伊婉轉表示：“胡先生主張用新方法甚對，但其悲觀不敢同意。中國學問材料太多，外人要研究非常困難。中國人用自家方法整理令人明白，亦甚要緊。”並針對徐旭生批評中國傳統曆史文學觀念的說法予以指正：“文學是美，曆史是教科書，乃是十八世紀外國人犯的病，這不是中國人的病。”（《研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紀事》，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1卷第1號。）外國漢學家與中國新學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常常讀出不同的東西，如沙畹認為《史記》的客觀敘述，在西方史學中罕見，實在值得從各自的方法本身深思反省。
除了和長期僑居者的深交，胡適還與一些來訪的匆匆過客建立聯係。1921年10月，胡適在法國《政聞報》主筆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的宴席上與瑞士漢學者戴密微（後入法國籍）相遇。戴是沙畹的弟子，少年時即得到沙畹、馬伯樂等漢學名家的指教，1920年考進河內法蘭西遠東學院。（參見耿昇整理：《戴密微》，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6）。）來北京時已能讀中文書，看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有意譯成法文，但尚未能自信。兩天後，胡適在原康奈爾同學王彥祖的宴席上與之再會，這次戴是主賓，陪客還有辜鴻銘、孟烈士特、徐墀等人。席間辜鴻銘對兩位法國人大加調侃，痛斥法國政府授博士學位給徐世昌，令主賓十分尷尬。（參見《胡適的日記》，237、239頁；胡適：《記辜鴻銘》，見《胡適文萃》，656～659頁。）但這一機緣卻促成戴密微於1923年至1924年間，先後在《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校刊》（BulletindeL’EcoleFrancaised’Extreme-Ori-ent）載文介紹胡適關於井田製的反傳統見解及其章學誠研究，並探討胡適的新詩。（參見アンリ·マスペロ著，內藤耕次郎、內藤戊申共譯：《最近五十年支那學界の回顧》，載《東洋史研究》，第1卷第1號（1935年1月），第6號（1936）。）
戴密微後在廈門大學任教兩年，1926年赴日本，曾任日佛會館學監。（參見耿昇：《戴密微和〈吐蕃僧諍記〉》，載《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1985（1）。）1927年5月，胡適因國內政局不穩而羈留日本，在奈良旅館中與之重逢共餐，同席的還有英國的愛裏鶚和法國的印度教及佛教學家列維等人。（參見《南遊雜憶》，見《胡適文萃》，630頁。）後者曾到北京大學講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學派諸大師凋零殆盡，戴密微成為重鎮，胡適曾通過王重民與之聯係。（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90頁。）
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瑞典斯托洪（Stockholm）大學教授西倫（O.Siren，又作喜龍士），是西方研究中國建築史的先驅者之一，著有多種關於中國古代建築、雕刻、繪畫的書籍，他於1922年3月認識胡適後，曾就中國美術長於表現精神意境等觀念與後者交換意見，胡適還為其在北京大學演講“東西洋繪畫的要點”擔任翻譯。（參見《瑞典西冷博士在北大講演啟事》，載《北京大學日刊》，第999號（1922年4月13日）。）西倫所說在蚌埠和幾位外國人士計劃組織古物學會，引起胡適對近年中國古物出土甚多一事的注意。幾天後，胡適便與中國新興考古事業發生聯係。1926年胡適訪英，與之重逢，西倫聽了胡適的講演，又陪同其參觀博物館的瑪雅文化藏品，認為其中有與中國相似處。但胡適不大相信。（參見《胡適的日記》，289、292、297、306、313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10月17日；《漢學發達史》，153頁。）後來專攻中國建築史的梁思成對其著作有相當嚴厲的批評，指其不懂中國建築的規律，任意瞎寫。（參見［美］費慰梅（WilmaFairbank）著，曲瑩璞、關超等譯：《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36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