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交往，堪稱“中國學史上的一樁很巧的因緣”。後者在國際漢學界聲望僅次於伯希和，而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最大，尤其在音韻學方麵，幾乎獨霸了半個世紀。1920年，高本漢在法國《亞洲學報》（JournalAsiatique）載文《論原始的中國文》（LeProto-chinois-langueflexionnelle），討論中國古代代名詞的變化，其方法、材料和得出的結論，與胡適留學時代發表的《爾汝篇》、《吾我篇》幾乎一樣。當時在萊比錫的林語堂看過高本漢寄贈的抽印本，詫為奇事，即複函相告。高雖然因生性驕傲而頗感驚詫失望，卻由此產生結交之意。1922年11月，他從美國回歐洲，路過上海，本想到北京拜訪胡適以及通過安特森（JohannGunnarAn-derson）博士了解其他中國學者，不幸因病不能北上，遂致函胡適，詢問有關中國學者的古文字學近著、學術機構的漢學期刊以及白話運動的主要口號等問題，並寄贈前年論文的單行本。胡適知其“為歐洲今日中國學的大師”，寫長信回複。（參見《胡適的日記》，514～515頁。）兩人從此訂交。
胡適此前譯載鋼和泰論文，在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以高本漢為代表的歐洲漢語研究方麵已起到積極作用。此後，高本漢陸續將自己的著述寄贈胡適，而胡適則設法將其中重要部分轉介國內學者。不過，胡適的小學功夫甚淺，僅憑聰明和無師自通的科學方法治此清代學者成就最大的專門，多半是參“野狐禪”。（胡適曾坦白道：“考據之學，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歸納之法，以小學為之根據者也。王氏父子之《經傳釋詞》、《讀書雜記》，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於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國以後，始悟前此不得途徑。辛亥年作詩經言字解，已倡‘以經解經’之說，以為當廣求同例，觀其會通，然後定其古義。吾名之曰‘歸納的讀書法’，其時尚未見《經傳釋詞》也。後稍稍讀王氏父子及段（玉裁）、孫（仲容）、章諸人之書，始知‘以經說經’之法，雖已得途徑，而不得小學之助，猶為無用也。兩年以來，始力屏臆測之見，每立一說，必求其例證。”（《胡適留學日記》，1064～1065頁）陳寅恪曾對胡適的《爾汝篇》、《吾我篇》隱加諷喻。）而高本漢治古漢語，語法乃是最弱的一麵，主要貢獻還在語音。這方麵他與錢玄同、林語堂、趙元任等專家也保持聯係。錢從1922年起即在北大講課時引用高著的材料，而係統仍舊。（參見魏建功：《〈中國音韻學研究〉——一部影響現代中國語文學的著作的譯本讀後記》，載《圖書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9月30日）。）胡適之功，主要在於推動，實際輸入則由語言專家完成。如國內最早刊登的高本漢著述譯文，為1923年7月北大《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的《答馬斯貝羅論切韻之音》。此文原發表於《通報》，回應馬伯樂《論唐代長安的方音》（LedialectedeTch’ang-ngansouslesT’ang）中對其《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的論難，並對自著做出重要修正。後寄贈胡適，胡因病，矚林語堂代譯。由此開端，高本漢的重要著作陸續被譯成中文，得到新學者的一致讚譽。而國內學界圍繞高氏著述展開的討論及修訂，進一步確立了其總原則對中國音韻學研究的支配地位。
高本漢在漢語音韻學上的貢獻，最能支持即使整理國故科學方法也較傳統方式為優的主張，因此胡適屢屢予以鼓吹。1928年9月，胡適撰《治學的方法與材料》稱：“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即高本漢）費了幾年的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的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工夫。”用這一“三百年的古韻學抵不得一個外國學者運用活方言的實驗”為例，胡適呼籲亂鑽故紙堆的青年及早回頭，先在自然科學的活路上有了好成績，再以餘力整理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胡適文存》，第3集，203～205頁。）
對於高氏的其他著作，胡適也予以提倡。1926年他收到高本漢寄來的《〈左傳〉真偽考》，在太平洋舟中讀完並節譯大要，欲請顧頡剛、錢玄同看後發表。後因故耽擱。而陸侃如和衛聚賢則全文譯出，胡適閱後寫《〈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的長序，對高氏以文法學的研究考證古書的創舉表示欽佩（胡適自己曾有此主張而未及實行），並進而與作者及為中文版作跋的衛聚賢討論得失。（據《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1卷第7、8號合刊《論〈左傳〉之真偽及其性質》，高本漢另寄一單行本給趙元任，趙轉贈李濟。衛聚賢見後欲讀，因外語不好，請教同學陸侃如，遂合譯之。由陸口譯，衛筆受，並經趙元任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