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胡適因夏劍丞送來兩本關於古音通假的新著請其作序批評，用一個月時間“消遣”地閱讀清儒音韻書及高本漢著作，並主要參照引申高著寫了篇《入聲考》，欲補其不注意漢以前古音的不足。初稿寫定後，忽收到高發表於《皇家亞洲學會雜誌》當年10月號的近作《中國古音問題》（ProblemsinArchaicChinese），所用材料、方法和得的結論，又幾乎完全與之相同，不禁驚為奇事。（參見《入聲考》，見《胡適文存》，第3集，225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8年12月1日。）後來重審《水經注》公案時，他引此事為例，說明學術史上此類巧合並非罕見，“凡用同樣方法研究同樣材料，當然可得大致相同的結果”（《胡適書信集》中冊，964頁。）。高本漢晚年稱“隻有愛護本國文物曆史而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是真正的知音”（《高本漢詩經注釋》，作者贈言。），胡適無疑當在其列。
此外，一些來華的歐洲漢學家雖與胡適僅僅一麵之識，卻也透露出有價值的學術信息。如蘇俄專治中國哲學的柏烈偉和專治蒙古、藏文的潘克拉托夫（B.Pankratoff），前者曾任北京俄文專修館教授和北京大學俄文講師，要求將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譯成俄文，得到允準；後者則告以正將《元秘史》譯成俄文。（參見《胡適的日記》，125～126頁。）
還有一些人士，嚴格說來並非漢學專家，但與中國研究的近代學術發展頗有關係，如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有歐洲第一漢籍收藏家之稱的法國漢文學者羅道爾，多次赴中國西南探險、熟悉當地民族風俗習尚的美國人類學者洛克（J.F.Rock）博士，留華逾50年、收藏大批古物並著有《中國藝術綜覽》、《曆代著錄吉金目》、《曆代著錄畫目》等書、曾任北京曆史學會會長的美國人福開森，治中國哲學的燕京大學文理科科長博晨光（LuciusChapinPorter），研究基督教史的耶魯大學神學教授賴德烈（後任美國學會理事會促進中國研究委員會委員），任教燕京大學多年、研究基督教在華曆史的瑞士學者王克私（PhilipedeVargas）等。（參見《胡適的日記》，292、297、305、355、359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9年12月15日，1936年1月3日。）
斯文·赫定曾多次來華探險調查，後更與中國學術界聯合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所寫報告，風行世界。他還是瑞典國家學會18會員之一，可以推舉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20世紀20年代末，曾運動提名中國作家，以溝通感情，便於考察活動。據丁文江函告，意中人之一便是胡適。後斯氏在火車上與胡適邂逅，當麵又舊話重提，但希望胡自己將著作譯成英文。胡適對其來意似有誤解，態度是：“如果他們因為我提倡文學革命有功而選舉我，我不推辭；如果他們希望我因希冀獎金而翻譯我的著作，我可沒有那厚臉皮，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444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9年2月26日。同時斯文·赫定還擬提名梁啟超和魯迅。）
王克私也是文友會會員，1921年6月拜訪胡適，後又來函及登門采訪有關新文化運動之事。1922年2月15日，在文友會講演“中國文藝複興的幾個問題”（SomeAspectsoftheChineseRenais-sance），這應是歐洲人首次以學術眼光評論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引起與會者的熱烈討論。丁文江持梁啟超之見，認為中國文藝複興隻限於清代漢學，不當包括近年的文學革命運動。胡適則反對此說，“頗助原著者”。後來王克私再就文學革命運動采訪胡適，在胡的幫助下，修改成同題長文，刊登於1922年4—6月上海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北華分會名譽書記顧令（Samuel Couling）創辦的《新華學報》（The New China Review）。兩人因此交往多年，成為很熟的朋友。（參見《胡適的日記》，96、255、263、267～268、280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3年4月3日，1953年3月23日。胡適雖參與意見，但認為王克私文“實不甚佳”，次年4月，複用英文自撰《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TheChineseRenaissance），分為宋學、王學、清學、新文化4期。）以後王克私曾任燕京大學史學係主任、《燕京學報》編委，抗戰期間燕京大學教職員遭受日軍迫害，外籍教員或亡走或被囚，王克私盡力照管校產和同仁，起了很好的作用。（參見梅貽寶：《燕京大學成都複校始末記》，載《傳記文學》，第44卷第2期（198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