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阿氏還注意胡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1925年在《東方》第5輯發表關於1922年版《先秦名學史》的長篇書評。此書由一位法國漢學家從北京帶到巴黎，轉交阿列克，阿曾於1923年在蘇俄考古學會作初步介紹，並寫成長評。他大體讚成胡適對傳統觀念的批判，但對其研究創作方法及成就則頗多保留和批評，有的意見還很尖銳（如論白話詩），認為胡適著作隻是曆史新篇章的序言。
近年來加拿大和俄羅斯學者據此提出“第一個在歐洲介紹及評介中國現代文學的是俄國著名漢學家阿列克塞耶夫院士”，阿“是歐洲第一個介紹胡適新詩的漢學家”（［俄］李福清（B.Riftin）：《中國現代文學在俄國（翻譯及研究）》，見《漢學研究》，第1集，341～345頁。），則失之於蔽。如前所述，1924年戴密微已在著名的漢學雜誌《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校刊》撰文介紹胡適的新詩，而荷蘭漢學家戴聞達則在出版於萊頓的荷蘭、丹麥、挪威東方學會聯合會機關雜誌《東方學報》（Act.Orient）第1期載文《文藝複興在中國》（Aliterary Renaissance），論述以胡適為中心的白話文運動。（參見アンリ·マスペロ：《最近五十年支那學界の回顧》，載《東洋史研究》，第1卷第6號；梁繩禕：《外國漢學研究概觀》，載《國學叢刊》，第2期（1942年1月）。梁文稱其專任萊頓大學漢學教授在1930年，誤。）更早者為瑞士學者王克私，盡管其文發表於中國，但用英文，對象是國際漢學界。
20世紀30年代蘇聯開始大清洗，阿列克因所謂隻承認中國的舊學術和文學傳統，強烈誹謗現代中國文學，玷汙蘇聯學者的體麵而遭到嚴厲批判，則不免厚誣時賢。（參見［日］藤枝晃：《アレクセ—エフ教授の業績》，載《東方學報》，第10冊第1分（1939年5月）；Gilbert Rozman，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166。）深究史實，無論在東方或西方，最早注意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正是各國的漢學專家。由此可見，國際漢學界在致力於古代中國研究的同時，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同樣關注，並予以研究，沒有後來主觀上的畛域自囿。
胡適西歐之行的重大收獲，是在歐洲漢學正統所在地巴黎結識了伯希和。赴歐目的之一，本是閱讀法英兩國掠去的敦煌文書，所以胡適一到巴黎，即拜訪伯希和，和這位“成績最大，影響最廣”的“西洋治中國學者的泰鬥”談了兩小時，據稱很投機。由於伯希和的介紹，胡適得以順利進入連法國人也不易進去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書室調閱敦煌卷子，短短一個月時間，抄錄了不少有關禪宗的史料。其間與伯希和也有幾次深談，離去時還請伯氏代為關照影印事宜。後者則托其留意禪宗在中國畫派上的影響。不久，在法蘭克福和倫敦，兩人又幾度一起出席會議，胡適還聽了伯希和關於中國戲劇以及中亞與中國關係的學術演講。
不過，盡管胡適函告徐誌摩說他很愛伯希和與英國的維列（參見《歐遊道中寄書》，見《胡適文存》，第3集，79頁。），氣質上畢竟與純粹學院派的伯希和有些疏離。而且遇強逞強之心使其時有交淺言深的唐突。他治禪宗史，關於達摩，認為道宣的《續高僧傳》最可信，而伯希和則僅稱引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不很賞識道宣，因而懷疑其看不懂《續高僧傳》達摩的全文。對於伯希和所編巴黎藏敦煌文書目錄，胡適隻讀了50卷，為全部的1／30，便發現不少錯誤，當麵直言之外，更建議由中國學者整理分類編目。伯希和讚成此議，並請其記出錯誤，以便改正。後來胡適果然用英文將筆記寫出寄去。此目錄伯希和遲遲未能完成，事多固然是主因，胡適的挑剔或許也令其不免躑躅猶豫。一個月後，伯希和在法蘭克福發表演講，即將與中國學者的接近，作為治中國學必備的三項條件之一。此外，胡適對伯希和的學生翻譯幾篇文章便可拿甚不易得的國家博士學位，覺得未免太容易了；認為伯希和關於中國與中亞關係的演講很好，有許多新發現的材料，而講中國戲劇則多用王國維的材料，似有看穿西洋鏡的意思。（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8月24、26日，9月4、18～22、26日，10月18、25～26日，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