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和1935年，伯希和兩次來華，胡適均參與中國各方麵的接待。前一次如新年除夕前和50餘位中國學者出席法國公使館舉行的盛大歡宴，1月14日中午赴由譚祖任做東，陳垣、陳寅恪、柯劭忞、楊鍾羲陪客的私宴，1月22日和傅增湘、劉複等參與輔仁大學的歡迎宴會，4月15日和陳垣、李聖章等到車站為伯希和送行。其間伯希和屢次在公開場合推崇已故的王國維和在世的陳垣，聲稱：“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其“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令胡適頗感難堪。（參見《東方學家柏希和抵華北平中法學者聯歡》，載《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陳垣來往書信集》，96頁；《輔大歡宴伯希和》，載《北平晨報》，1933年1月22日。此次伯希和原計劃再赴日本，已函告京都大學總長羽田亨確切日期。後因中日關係緊張而作罷。尹炎武、陳垣、譚祖任等，均為思誤社（後改思辨）成員。胡適日記於伯希和來華之事剛好缺載，疑與伯氏評點不無關係。胡適記日記，本有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之意，很早就出示於人，曾為魯迅譏諷，後來又加以整理刪抹，非與其他資料互相參證，不得以默證為據，更難以解語境心境。）他在自己有意留作史料的日記中對此不著絲毫痕跡（未記或記而複刪），或許恰好表明他耿耿於懷。後一次伯希和在北京隻待了一個月，胡適先後參加了鋼和泰、史語所和輔仁大學的宴請，並陪同其到史語所看所藏漢簡及拓本，日記均有記載。（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5年5月5、18、28、29日。）1938年7月，胡適再次赴歐洲，又與伯希和幾度聚會，並請其聯袂推薦陳寅恪為劍橋大學中文教授。（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8年7月21、23、29日；《胡適書信集》中冊，753頁。）
胡適的首次訪法，反應極為平靜，就像任何一位前來看書的普通學者，除了伯希和，他未與法國其他漢學家接觸。巴黎學派的另一位大家馬伯樂稍後為《最近五十年的史學與史學家》一書撰寫中國及中亞部分的述評，其中若幹處提到胡適的研究以及他人對胡適的研究，也未與之來往。這不僅趕不上兩年後太虛法國之行的熱鬧非凡（胡適曾勸其不要誇大狂地宣傳東方文化），甚至不及同年來巴黎介紹和批評他的蘇俄學者阿列克風光。胡適的留美背景也許是不被法語世界重視的因素之一。幾年後，法國漢學家如伯希和還認為美國的哈佛大學是窮鄉僻壤，沒有法國人願意離開巴黎優越的文化環境去那種地方。（參見《費正清自傳》，117頁。）胡適既無資格像在國人麵前那樣肆意論道西方文化，對本國固有文化的態度又與歐洲漢學界有些格格不入，因而內心也靜如止水。此外，與當時中國學術界其他領袖崇奉法國不同，胡適不大買“世界文明之導師”和“科學文藝之淵藪”（《通信》，載《新青年》，第2卷第3號（1916年11月）。）的賬，對北大裏的法國文化派曆來嗤之以鼻，其無感想或許正是有思想的表現。
但在英國，胡適則頗受優待。他此行的使命之一，是參加中英庚款谘詢委員會會議，待遇自然較全無因緣的法國隆重，抵埠即有同為中英庚款谘詢委員會成員的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蘇熙洵等人迎接。蘇氏早年曾來華從事推動新式教育，擔任過山西大學西齋總教習。1926年隨中英庚款谘詢委員會代表團到中國進行考察，應邀出席北大學術研究會閉會式，並與胡適同場發表演講，介紹中英關係以及牛津大學的狀況。（參見《北大學術研究會舉行閉會式啟事》，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936號（1926年6月18日）；《牛津與中國》，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941號（1926年6月24日）。）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iesChinaCommit tee）還想請胡適在三島各大學演講若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