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福蘭克在家鄉附近的小鎮艱苦度日，並繼續撰寫長篇巨著《中國通史》，雖僥幸挨過戰禍，卻於1946年出席學術院會議時因營養欠佳而暴卒。福蘭克實為德國首任正式漢學教授，在他之前，漢學在德國僅為個人業餘研究而無學院化，德國本土漢學家也受排擠。由於福蘭克的不懈努力，1909年漢堡殖民學院設遠東語言曆史講座，次年福蘭克就任。他還促成1919年興建漢堡大學，並將殖民學院並入其中。荷蘭人哥羅特（J.J.MariadeGroot）去職後，他又成為柏林大學首位德人漢學教授。因此有人認為，福蘭克之死，可象征早期德國甚至西洋漢學的結束，“同時現代西洋漢學與十九世紀前輩大師之聯係亦告中斷”。（參見WalterFuchs：《德漢學家福蘭克教授逝世》，載《燕京學報》，第32期，1947年6月；UrsulaRichter，“PortraitofaGermanSinologist：OttoFranke”，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期（1987年3月）。）
第五節 關懷東亞
日本是國際漢學研究的另一中心，陳垣在20世紀20年代多次提出漢學正統在西京還是巴黎的問題，希望努力將中心地位爭回北京。傅斯年在史語所工作旨趣中，也明確表達此意向。（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不過，日本原有傳統漢學，受近代歐洲學術影響而興起的中國研究，則標名為“支那學”或東洋學（範圍稍寬）。後因“支那”一詞演變為含有侮辱性質，今人主張直呼中國學。（關於“支那”一詞含義的變化，參見周作人：《老人的胡鬧》、《懷東京》，見鍾叔和編：《周作人文選》，第2卷，528～529、541頁，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關於日本漢學與中國學的區別，詳見《日本中國學史》。）而京都的中國學與東京的東洋學在方法、取向等方麵，都有明顯分別。在王國維、陳垣、陳寅恪乃至胡適等人看來，就中國研究而言，西京顯然要略勝一籌。
胡適與日本中國學者的因緣，亦可追溯到留學時代。他轉學哥倫比亞半年後，在該校研究化學的東京商業學校教員澤田吾一登門請教白居易詩，知道胡適治哲學，即告以“過日本時當訪其友狩野亨吉博士，博士嚐為京都大學文學院長，其人乃‘真哲學家’，藏漢籍尤富，今以病居東京”。胡適歸國行色匆匆，雖途經日本的橫濱、神戶，卻未前往東西兩京。隻是在停船時買了《新青年》第3卷第3號，對所刊桑原騭藏《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頗有共鳴，認為所說“治中國學宜采用科學的方法”之言極是，並讚同其將中國古籍重新整理以適於今用的主張。（參見《胡適留學日記》，857、1166頁。）這至少是胡適整理國故的思想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