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要言之，為古代日本學中國，近代中國學日本。其明顯表征，即隋唐時期日本的留學生、學問僧陸續來華，而戊戌、庚子後中國的留學生和遊曆官紳大批東渡。其間的差別是，日本究竟屬於漢字文化圈，近代中日關係的政治格局雖然乾坤顛倒，文化聯係卻保持一定慣性，因而古代中國罕有赴日求學之士，近代日本卻不乏來華問學之人。尤其是庚子以後，日本留華學生人數漸有增加之勢。他們身份複雜，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難以定位。但在兩國文化交流方麵，仍有延續古代的積極意義。惜有關史實極少為研究者論及。在相關領域中，研究中國留日學生的著述最為豐富，近年來關於日本來華顧問教習以及中國赴日遊曆官紳的研究也陸續展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對日本留華學生卻仍無論述。追究此一曆史現象的來龍去脈，不僅可以豐滿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有助於理解近代中日關係的重要變數。在此期間，日本東亞同文會等團體先後在中國開辦東洋學館、日清貿易研究所、東亞同文書院等教育機構，所招收的日本學生有的也稱為留學生。但上述機構的行政、教育均由日本人負責，實與其國內學校無異，日本學者對此研究較深，因而不在討論之列。
第一節 留學乎？間諜乎？
從德川幕府末期開始，受西洋文明的影響，日本已陸續向歐美各國派遣留學生，分為官費、藩費、私費三種，主要由各藩派出。到1873年，累計總數達到373人，其中官費生250人。明治初年，海外留學生先由外務省負責管理，1870年12月太政官頒布《海外留學規則》，除海陸軍留學生外，均轉歸大學統管，分為官選、私願兩類。官選中的華族、大學生及士庶人分別由太政官、大學和府藩縣廳考試選拔。當年8月和11月，大學南校、東校分別進行甄選派遣留學生事宜。1871年，明治政府設立文部省，接管留學生事務。次年頒布《學製》，第58—88章為《海外留學生規則事宜》，詳細規定了選派的具體辦法和待遇。其中官費一項，又分為初等、上等，分別由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中選拔。每年定額前者150人，後者30人。
由於這時已在海外的留學生多為原來各藩派遣，存在諸多不合理因素，其一，全部留學生中百分之八十二三為薩、長、土、肥四藩所派，其餘才由各藩分攤。本來各藩學生由藩費供給，廢藩置縣後統由國費支出，出資與使用不相吻合。其二，留學生中軍人居多，未經認真考選，不能用功學習，惡評甚多，有招國恥。其三，文部省初創時，連大學及其他經費在內，每年預算不過80萬圓，而留學生的學費高達25萬圓。
有鑒於此，時任大學東校副長的九鬼隆一（當年即升文部少丞、大丞）建議廢止各藩留學生，從大學法、理、文、醫各科正式學生中選拔優秀者派遣留學。1873年底，日本政府下令召回全體海外留學生，原計劃舉行統一考試甄別，後幹脆放棄，從大學中重新考選50餘人派往歐美。1874年，文部省設立海外留學生監督，統一管理官費生，第二年又製定貸費生規則。這一連串的有力措施迅速改變了混亂不利狀況。明治政府派遣海外留學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養師資，以取代高等教育機構中高薪聘用的外籍教師。到1876年，文部省共聘用美、英、法、德、俄、瑞士和中國籍教師78人，月薪達17217圓，年薪總數超過20萬圓。雖然顯示明治政府重視教育的決心，畢竟負擔過重。等到留學生次第學成歸國任教，外籍教師人數隨之逐漸減少。（參見［日］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降教育製度發達史》，第1卷，816～848頁，東京，龍吟社，1938—1939。此書實為資料長編。另據［日］梅溪升《お雇外國人——概說》，文部省所雇傭的外國人（不僅教師）1873年為127名，1874年151名，1877年109名，1882年53名，1888年105名，1889年109名，以後逐漸減少。）
明治初期日本歐化風行，文部省管轄範圍內的留學生，純粹為赴歐美學習新知，並不包括來華學生。直到1899年，“清國”的字樣才出現在文部省有關留學事務的文件之中，中國成為其派遣留學生的對象國。但近代日本留華學生的曆史，遠遠早於上述。1871年 5月，來自佐賀、薩摩兩藩的成富清風、福島九成、黑岡季備、水野遵、小牧昌業、田中綱常等人由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派遣，以留學生名義來華。兩個月後，吉田清貫、兒玉利國、池田道輝等人也相繼來華。這便是號稱“維新後支那留學先驅”的明治初年第一期“清國留學生”。（參見《對支回顧錄》下卷，78～92頁。）
這些人到中國後，分別前往北京和上海，其目的有二，一是學習漢語中文，二是調查中國國情。他們本來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學功底，其中福島九成、小牧昌業、田中綱常等人還出身漢學名家，或受過專門訓練，素養較深，能與中國人士進行充分筆談，所以學習方麵主要是練習口語和時文。名義雖是留學，卻未進任何學校。這種情況，在近代日本留華學生史上不僅一直持續，而且相當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