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交友。梁啟超到東後，與“日本人訂交，形神俱親，誼等骨肉者數人，其餘隸友籍數十”（《汗漫錄》，載《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此為1899年底以前的情況。）。其中直接影響其國學概念者有二人，即陸實和古城貞吉。前者號稱日本反對歐化，主張國粹，倡導日本主義的中流砥柱，以所辦《日本》報為軸心，聚集了不少漢學者和國文學者。（參見《對支回顧錄》下卷，918頁；《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23～37頁。）他曾對梁啟超批評日本當局一味模仿德國主義辦教育，表麵文明，內容腐敗，“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術者，其禍更慘於秦政十倍乎！”（《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載《清議報》第33冊（1899年12月）。）雖然梁啟超由此領悟的是以自由反對服從，陸實的所謂獨立自重，則應以國粹為本。
古城貞吉與梁啟超的關係由來已久。早在戊戌前《時務報》刊行之時，古城貞吉就是該報聘任的東文翻譯，與主筆於此的梁啟超算是同事。這位從與日本漢學關係極深的濟濟黌中學出身者，1897年便出版了號稱世界上最早的《支那文學史》。這一閱曆勢必影響其譯事。1897年4月，他翻譯了《東華雜誌》所刊《漢學再興論》，登載於《時務報》第22冊。該文描述明治維新前後日本漢學的興衰起伏及其與西學、日本國學的關係道：“明治以前，漢學最盛，士人所謂學問者，皆漢學耳，除漢學則無有學問也。及政法一變，求智識於西洋，學問之道亦一變，貶漢學為固陋之學，如論孟子史之書，一委諸廢紙之中，無複顧問者。然其衰既極，意將複變也。比年以來，國學勃然大興，其勢殆欲壓倒西學，而漢學亦於是乎將複興也。”古城貞吉在中國遊學及擔任新聞特派員數年，歸國後任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後改名拓殖大學）講師。（參見《先學を語る：古城貞吉先生》，載《東方學》，第71輯（1986年1月）。1896年古城貞吉任《時務報》翻譯之初，尚在日本，年底來華。）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古城貞吉曾明確勸其“勿廢經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吳汝綸：《東遊日記》壬寅六月三十日（1902年8月3日），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37輯，796頁。）。可見國學一詞，源自日本，本意在與西學、漢學相區別。日本人士在向中國人鼓吹保存既有文化時，不能稱漢學，而以國學為替代。中國遂借指本國學術。因而東亞三國，各有其國學。
至於日本中國學研究的主流學者，與梁啟超也有所接觸。1899年5月，經姉崎正治介紹，梁啟超出席了日本哲學會的春季例會，並發表《論支那宗教改革》的論文，與會長加藤弘之、漢學家重野安繹、佛學家井上圓了、東洋史家三宅米吉等有一麵之識。不久，《清議報》兩度刊載井上哲次郎的文章。後來成為京都學派主帥之一的內藤虎次郎，戊戌後曾一度與梁啟超會晤，並載文對梁刊於《日本人》雜誌的《論中國政變》發表讀後感，後又在上海與張元濟談及梁啟超。他開始對梁期望甚高，以後則漸有保留（參見J.A.Fogel，“Politicsand Sinology：The Caseof Naito Konan”，in Council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pp.90100；［日］狹間直樹：《中國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關する基礎研究》，平成六年至七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8、15頁。），對當時日本“支那通”與亡命的康、梁頻繁來往的情形不以為然，閉門自修（參見《續對支回顧錄》下卷，759頁。亦有資料說1904年內藤虎次郎曾與梁啟超見麵。）。在此期間，內藤虎次郎與同樣避禍日本的文廷式交往而回避康、梁，政治原因當在其次，學術方麵主要是出身學海堂的文氏與康、梁淵源迥異，而與自己服膺張之洞的好惡相近。
要因之二為讀書。梁啟超流亡日本，稍學日文，即“廣收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汗漫錄》，載《清議報》，第35冊；《論學日本文之益》，載《清議報》，第10冊（1899年4月）。）。所讀不僅為日本翻譯的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等西書，也有日本學者按照西學新法撰寫的中國文史論著。他寫於1902年的《東籍月旦》，在第二章“曆史”第二節“東洋史”中，列舉評點了桑原騭藏、兒島獻吉郎、市村瓚次郎、藤田豐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木寺柳次郎、瀧川龜太郎、田口卯吉、白河次郎、中西牛郎等人關於東洋史和中國史的著作，幾乎囊括當時日本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重要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