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班長在九團團部中穿行，忽然，我在一所頗為洋氣的別墅樣式的房子前站住。——它是昔日王政委的住所，當年我探親前到這兒來過一次，政委還特意招待我吃了一頓餃子。說來話長。
日月穿梭，我在“文革”後期返回新疆，不覺中又有三年。。按照規定，未婚職工每三年可以探親一次，假期三個月。當時，我已經在團宣傳隊“混”了將近兩年。一點沒說錯，真是“混”，就住在招待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團裏許多業務部門都抓我們的差，支使我們幹這幹那。本來是他們分內的工作，都塞給我們。是他們幹不了或者幹不好？也不是。他們就是懶，心想在團部已經有了一個位置，工作少幹點兒可以，要是自己賣力氣真幹，一旦出了錯就劃不來了。我們知道自己的實際地位，也怕這些人在團領導麵前給我們“使壞”，於是活兒雖然接了，但幹的時候磨磨蹭蹭，時常拿他們“耍”著玩。他們拿我們也沒轍，唯一的防範就是千方百計不讓我們成為團部的正式幹部，像他們那樣占有一個編製。那樣一來，他們的優勢就會頓時化為烏有。。人哪，真要是看透了，也就那麼回事兒。
說到團領導，層次當然比參謀、幹事強點，但強得也有限。大家都是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個人利益。從這兒一想，就沒什麼不一樣。比如說這位王政委，我承認他在大問題上的確是個很嚴峻的好人，他們這一批人是從軍委總部提級之後，才萬裏迢迢進入新疆的。當時不能說沒有一點激動，因為上級在他們行前做過動員報告，把新疆的重要性說得天花亂墜，說邊疆穩定全都係於他們一身。可是，等他們從烏魯木齊一下子落到阿克蘇（師部所在地），然後又一下落到團裏，那種落差感肯定比我當年還要大。相比之下，我可以鬧點小脾氣，我可以暫時甩手不幹；可政委他呢？全團的大小事情都等他點頭兒，全團最後的糧食產量究竟如何，最擔心、最惦記的依然是他。那位姓祁的老團長早就自動“靠邊”了，名義上抓生產是他的事兒，可他不敢，他怕“複辟”、“回潮”的大帽子重新扣到他頭上，於是就躺倒不幹了。王政委最初麵對這種局麵曾經“無所謂”，曾認為老祁這些兵油子覺悟就是差，對文化大革命心懷抵觸。可後來慢慢的，覺得老祁完全可以理解——他們多是四十年代後期的兵，比自己入伍早十年，可如今和自己是在同一個級別上工作！顯然，是老祁吃了虧。更何況，他們從來就沒進過大都市，從南泥灣轉戰南北，槍林彈雨中沒少受傷，最後挺進大西北，一解放就集體轉業，在塔裏木河安家落戶至今。從這兒講，他們吃的的實在太大了。這麼一想，王政委這路人的思想剛好受了一點兒，但北京總部那邊傳來消息——當年沒走的同級別的同事，那些當時硬頂著“落後”帽子的人，如今某某走了誰的路子而升遷為大官，變成軍內炙手可熱的大人物……這樣的消息一傳到新疆，就立刻讓這些新來的政委們患得患失——好啊，當初是我們“積極”——當然，也可以理解為“膽小”——乖乖地離開總部走向邊疆，如今就“窩”在邊境線旁邊的不毛之地。可那些膽敢硬抗上級號召的人，不但沒有受到黨紀軍法的懲處，僅僅由於走了某某的路子，就那麼輕易地升了官！這新來的政委們的心中，就難免產生一種被“涮”了的感覺。
這些政委更因一種新的情況而備受煎熬。那就是，老婆孩子終於進疆來了。這批人感受到的不適應，要比我當年強烈得多。雖然在當地人眼中，他們屬於“皇親國戚”，最好的工作由她們挑，最好的學校由他們上。但他們卻滿肚子不高興：“我們是北京人，憑什麼讓我們到這個狗屁地方來！”他們可以盡情向自己的親人（政委們）傾訴牢騷，盡管政委們在外頭是一言九鼎，此際在家裏就隻好老老實實聽著。久而久之，這些政委的耳朵裏磨出了繭子，對老婆孩子的言論也覺得“不無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