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洞被發現後，當時的敦煌縣知事汪宗鞭會同地方士紳前往檢視。他們大致翻閱觀覽一遍，汪宗翰尚懂得這批文獻文物的曆史價值，囑咐王道士善為保存，並向王道士索取一些畫像、寫經，當做官場交往的禮品送給他人。後首先對這批文獻文物特別珍視的是甘肅學政葉昌熾，他建議甘肅藩台衙門，將這批文獻文物如數運解省城蘭州保存。被清政府以運費難籌為由推脫並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3月，敦煌縣衙命王道士將藏經洞重新封閉，王道士乘封存之機又偷拿私藏一部分，私下盜賣和饋贈官紳。從此秘密寶藏流失關隴甚至北京，一時間遐邇聞名，風靡世界文化界。
二、敦煌莫高窟文化藝術的劫掠與破壞
20世紀初期，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經洞中的文獻文物遭受了空前的劫掠和破壞。那些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探險家”、“考古學家”、“遊曆者”、“考察者”，在“被洞窟中成千上萬個優美的畫像驚得發呆”的同時，瘋狂地劫掠和破壞，摧殘了這一世界的優秀的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
1905年，帝俄勃奧魯切夫探險隊首先至敦煌，盜走古經卷一批。1907年3月，英國人斯坦因（原籍匈牙利)隨帶翻譯蔣孝琬至敦煌莫高窟，經三個月密謀策劃，賄通道士王圓籙，盜走六朝至宋代經卷、寫本共24箱，約萬餘卷，另有佛像繡品及絹畫500餘幅，偷運至倫敦博物館。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原籍安南河內）來到敦煌，又賄通王道士，盜走珍貴文物6000餘卷，並攝影數百幀，偷運回國。
為了掩蓋自己的盜行，伯希和撿取少數經卷，於1909年在北京公之於眾，中外震驚。中國北京學部遂於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命甘肅當局，將剩餘殘卷盡數運至北京。自此敦煌官紳上下，驚詫異常，方知經卷之珍貴，爭相撿取，共拿走約2000餘卷，王道士又趁機暗藏一部分。當時，起運北京的經卷僅剩8000餘卷，王道士暗藏偷拿的卷子，又陸續被外國人騙買劫掠而去。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潛來敦煌莫高窟，先後四個月，從王道士手中，吉川騙買寫經100餘卷，精美彩塑兩尊；桔瑞超騙買經卷369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敦煌，再次從王道士手中騙買去經卷600卷。同年，俄國人奧爾坦布魯克也盜走古經卷部分。1922年，白俄陸軍少校阿連闊夫，率殘部500餘人，由新疆奔逃敦煌莫高窟。他們將洞窟和寺院中的門窗、匾對劈碎當柴燒，並在洞窟內架鍋生火做飯。莫高窟壁畫大片大片被煙熏火燎無法辨認。更有甚者，他們為了盜寶，將大量泥塑斷手鑿目，挖心搗腹，肆意破壞。敦煌莫高窟損失慘重，壁畫彩塑破壞嚴重。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潛來敦煌莫高窟，他見藏經洞已空，深感晚來一步，麵對精美的洞窟壁畫遂下決心要“剝盡這裏的一切而毫不動揺”。他用化學膠布粘走了唐代等精美的壁畫26幅，並盜劫盛唐彩塑數尊。其間，斯坦因之後，伯希和之前以及其後，俄國“探險者”科茲洛夫、奧登堡等人，也來到敦煌，劫掠盜運走了大量的文獻和文物。
這場曆時二十多年，參與者涉歐、美、亞洲的文化大劫掠、文明大摧殘，給中國方至世界的文化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是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恥辱：每一位中國人，每一位愛好和平的人，都應當牢記這文明與文化史上空前悲慘的一頁。
公元589年以前，厲於北朝佛教藝術範疇，人物造塱、內容布局、鹿型、色彩和裝飾紋樣的選用，都與北周接近.
公元589年以後是隋代藝術極盛期，壁畫上細致繁麵的風格和塑雇衣禧徹底改變了階梯式的作法而變為貼體流楊的衣紋，窟型先有須彌山式中心塔柱，後多是西壁開龕或西南北三壁開龕的覆鬥頂方形窟或人字披頂方形窟，又有了三麵開龕的中心龕柱與前那三鋪大蒙結合形式。
繪畫出現了阿彌陀經變、藥師經變、彌勒上生經變、維摩詰經變等，壁畫製作上出現了重染兩頰、眉楞，突出額角、鼻梁、下領的染色法，又有了淺染五官四周，甚至純白麵鱺的做法。
在原地方風格基礎上，麵臨中原與西域兩重熏染，準備了新的藝術繁榮期到來的基礎。
有陏代的餘緒，亦有如220窟的成熟藝術，長安新畫風隨著唐王朝進軍西域而來，東西交通暢通，莫高窟藝術迅速出現了新麵貌
武則天時期，其佞信佛教，對西域甩兵頻繁，為莫高窟的發展推波助彌。
莫高窟藝術愈趨成熟，具有豐寓的藝術表現能力和多樣化的表現形式，敦煌本地畫工和中原京、洛地區各派風格結合，新畫風、新技法不斷出現，甚或有內地匠師參與繪塑。
不同的繪塑藝術作品、反映了對佛教思想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受到當時信眾的崇拜和景仰，其藝術成就也得到今天觀者的稱賞。
吐蕃時代莫高窟藝術與盛唐時期有不可分割的聯係，但窟形、龕形和壁畫內容有顯著的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每窟經變數量增多。
洞窟製作考究，覆鬥形窟頂，方整的四壁，盡頂帳形龕及佛床、壷門，無不嚴整、精巧一壁之上，不僅畫二至四鋪經變，而且在壁畫下麵部分還畫十二至十四扇屏風。屏風內所畫各品比喻故事細節，與上方經變中盛大的法會場麵相配合，收到了精致細膩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