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京沒有什麼高大的建築，廣場東邊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也沒開始建，在天安門廣場上就看得見太陽升起來。等天邊的太陽一冒紅，胡其俊就趕緊扳動旗杆座下小配電箱上的開關，旗幟就緩緩地升上了天空。看著五星紅旗和太陽一起升高，他的心裏十分激動。每次升完旗後，他都要跑到很遠的地方再看一看，確認國旗升到頂了，才放心離去。
那時，升降國旗對胡其俊隻是一項“業餘”任務，他得照常在單位裏上班。為了完成好任務，他克服了不少困難，吃了不少苦，整整堅持了25年。
到了197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的官兵們，從胡其俊老人手中接過升降國旗的任務。此後，便改重大節日升掛國旗為每日升降國旗，但升降旗儀式仍未嚴格規範化，僅僅是一人扛旗，一人護旗，體現不出應有的莊嚴、神聖和泱泱大國雄風。
1982年12月28日，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成立，天安門廣場升降國旗的任務由北京衛戍區移交給了武警部隊。武警部隊獲此殊榮後，迅速組建了國旗班。國旗班第一任班長董立敢現在已是領導幹部，正是他在國旗班組建初期，帶領戰友們開始醞釀、規範國旗升降儀式的方案。
不久，一個簡潔、莊重的儀式產生了：3名身著司禮服的戰士，一並前進，由中間一名戰士扛旗，兩邊各一名戰士護旗。為表現祖國與日月同輝之意，每天讓國旗與太陽同升同降，董立敢帶領幾個戰士開始記錄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時間，找出其中的規律。
後來，經北京天文台的天體力學專家計算，並結合廣場的觀察記錄，才最終確定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旗升降時間。早晨，當太陽的上部邊緣與天安門廣場所見的地平線相切時，為升旗時間；傍晚，當太陽的上部邊緣與天安門廣場地平線保持水平時為降旗時間。根據測算，太陽從躍出地平線到完全升起的時間為2分零7秒，所以，國旗升至旗杆頂端的時間應與之相吻合。但由於季節的變化，太陽升降的時間會不斷變化，因而國旗升降時間亦相應發生變化，或者逐漸提前，或者逐漸推遲。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時間由7時36分逐漸提前到淩晨4時46分，平均每天的升旗時間依次提前約一分鍾。從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時間由4時46分逐漸推遲到7時36分，平均每天推遲52秒。12月31日至1月10日，以及6月7日至21日之間，每天升旗時間分別為恒定的7時36分與4時46分。國旗的降旗時間同樣分為逐漸推遲和提前的兩個階段。擔任升降旗任務的武警戰士嚴格地掌握這些時間，無論風起雨落，無論飛雪飄舞，3名國旗手總是準時從天安門城樓拱形大門氣宇軒昂地走出，在成千上萬雙眼睛的注視下將國旗伴隨朝陽升起和落日降下。
這樣的升降旗儀式，延續了8年的時間。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和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社會各界要求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旗升降儀式的呼聲日趨強烈。1988年，全國人大代表江蘇南通市如皋工藝絲毯廠副廠長李玉坤同誌敏銳地感到，由於對國旗知識的宣傳普及不夠，不少人國旗意識淡薄，特別是青年人，有的甚至不知道國旗的標準式樣，亟待進行國旗立法工作，並率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盡快製定《國旗法》，以加強對每個公民進行國旗知識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那是1988年6月，李玉坤隨企業家代表團赴美學習考察時，有一件事使他深有感觸。在考察期間，他發現美國的許多重要場所都懸掛著國旗，由此看出美國人的國旗意識很強。這使他聯想起1985年在國內耳聞目睹的一件事：一位美籍華人帶著3個子女來到如皋探親，找了好多地方，才在一家百貨商店買到3麵五星紅旗，分送給3個子女，並滿懷深情地對他們說：“記住，你們是炎黃子孫。”此情此景使李玉坤心潮起伏，難以平靜。訪美歸來，強烈的愛國意識和人民代表的高度使命感與責任感，促使李玉坤提筆寫下《關於加強愛國主義，喚起人們的國家觀念，盡快製定有關國旗升降辦法的建議》。10月6日，李玉坤用人大代表專用信封將《建議》寄往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中寫道：“製作一麵五星紅旗的費用是十分有限的，而它在人們心目中所起的作用是無限的，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國旗的存在對喚起人們的國家觀念，往往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升旗、降旗決不是一種形式，其意義極為深遠。為此，我建議有關部門立即采取措施，作出必要的規定，在全國恢複和加強升降國旗的儀式。”李玉坤的建議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1989年3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33名解放軍代表也提出了製定國旗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