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小說，為我們展示了一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變革時期，找不到出路的不幸的下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形象。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並非是主人公大開大合的外在命運波折，而是他們內心的那種或緊或緩、反複無常，最終愈演愈烈，導致其精神崩潰的感覺，以及那種表現在人物心靈上的日趨“沉淪”。而這種劇烈動蕩的心靈曆程則基於主人公的濃重的“自卑情結”，這一特點為鬱達夫同時代的很多作家所注意，但也因此而引起許多的非議和誤解。鬱達夫小說中的“自卑情結”具有厚重的社會曆史淵源和較高的審美價值，它不僅規定和製約了小說主人公情感邏輯的發展，也決定了作家的藝術選擇和藝術風格的實現，並因之而確立了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人物的這種“自卑感”，就沒有也不可能產生鬱達夫小說的轟動效應。因此，隻有認真地去探討和研究鬱達夫小說中的“自卑情結”，才能有助於更深刻和更客觀地去理解鬱達夫這一人物及其作品。
一、“自卑情結”在小說中的凸現
“自卑理論”是西方個體心理學的一大發現，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人類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為基礎的”，“當個人麵對一個他無法適當應付的問題時，他表示他絕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此時出現的便是自卑情結”（50）。換句話說，自卑感實質上就是活生生的個體麵對實在的對象世界，一下子無法認識、把握和征服，無法肯定自己、表示自己和發揮自己，因而從心裏產生的氣餒和無可奈何，這是人麵對外界事物無能為力的心靈投影，是一種隱秘深潛的痛苦心境。西方個體心理學的這一發現，應該說有其合理的成分。鬱達夫在其小說創作中，就始終不倦地、充分地表現了這種欲說不能、欲擺不脫的情感狀態。鬱達夫小說中的主人公，不管是用第一人稱寫的“我”，或者是用第三人稱寫的“他”、“伊人”、“於質夫”、“文樸”、“王介成”，可以說基本上是作者的化身和投影。他們的生活、命運，大都取自作者的經曆，在他們身上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以及因之而引起的“孤獨感”、“性變態”和“二重人格”，並且在不同的篇章中，都表現出了人物性格的一貫性和連續性。
（一）孤獨與感傷的情感狀態
1921年，鬱達夫的第一部白話小說集《沉淪》的出版，就以驚世駭俗的姿態成為孤獨與感傷潮流中最高的一個浪頭。《沉淪》的主人公是一位典型的年輕孤獨者。在日本，他感覺到了某種威脅和侮辱，感覺到了現實生活與異質文化的巨大壓力；他的內心活動極為豐富，但又無法與現實社會生活開展平等的交流與對話；他多疑敏感、情緒多變，因而患了嚴重的憂鬱症。在小說中，我們常可以看到主人公在緊迫、痛苦中越來越封閉了自我，割斷了主體與周圍的必須的契合與理解，被剝離了合理的伸張而不得不躲進個體心靈的一隅，獨自承受著無形的重壓。這是一種個體遊離於整個世界的悲哀。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沉淪》主人公對待情愛的自卑態度，青春期合理的人性衝動被自己的卑怯所壓碎，使自身的情感無法升華和滿足，因而隻能以變態的、近於原生的方式代替，其結果無疑是飲鴆止渴，最後不得不走上自殺身亡的道路。再如鬱達夫的處女作《銀灰色的死》（是一篇以道森為原型的小說），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孤獨者。這位孤獨的年輕人，在東京的大街上徘徊，沉浸在“愛情和友情”雙重失落的痛苦之中，為此，他在一天之中喝了許多酒。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他死了，口袋裏還放著一本道森的詩集。
《沉淪》、《銀灰色的死》對人的自卑感的表現在鬱達夫的小說創作中僅僅是個開頭，此後，作者創作的《南遷》、《懷鄉病者》、《秋柳》、《胃病》、《春風沉醉的晚上》等作品，都共有著、發展著這種模式。似乎可以這樣說，“自卑情結是鬱氏筆下主人公與對象世界聯結的特有中介，它滋生於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又反過來作用於它們……讓主體緊張地匍匐在客體的腳下而造成一種撼人心魄的悲劇感”。從鬱達夫的小說中，我們可以處處感受到那種巨石壓頂般的沉重、置身狹縫中的焦灼和熔岩欲噴般的壓抑。應該說，這些孤獨的人物和他們的自卑心理是一種複雜的情感的結合體，“是一種病態時代的病態反映。它一方麵表明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表明不再是不合理社會的意識的工具和附庸，而是具有獨立自由意誌的個體；同時，它也表明不合理社會對人的巨大壓力，表明一個具有美好理想的人是不可能在這樣一個不合理的社會裏找到實現理想境界的途徑的，人還在社會客體的製約下備受煎熬”。孤獨感正是鬱達夫小說人物試圖從自在階段走向自為階段的情感的折光，通過它，我們可以更切近地觸摸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大地上真正走投無路的小知識分子的泣血魂靈。
（二）變態的性愛描寫
與鬱達夫小說中主人公“孤獨與感傷”的情感狀態密切相關的另一特征是“性變態”的描寫。關於“性變態”，在精神病學方麵稱為性變態人格，指“性衝動的障礙和性對象的歪曲”，它包括同性戀、窺淫癖、戀物癖、受虐狂等性錯亂現象。事實上，鬱達夫小說中最不易被人接受，又使人驚詫不已的，正是作者大膽地暴露了這種性變態現象。小說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欲找到一條通往理想境界的路而不可得，處於“手中無錢、心頭多恨”的境地。為了生存，他們在社會的底層苦苦掙紮，但又不願意與黑暗社會同流合汙。於是，當主人公被嚴峻冷酷的現實和巨大的生的苦悶所壓抑而感到十分孤獨時，他們往往就需要宣泄和釋放，因此，在現實中便通過“醇酒”、“婦人”式的放浪形骸來進行消解，借此來尋找最後的安慰。
從鬱達夫的《沉淪》開始，以至到後來的《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等作品中，作者不直接去解剖罪惡的社會，而是把社會的惡果——病態環境中變態人的靈魂，赤裸裸地送到讀者的麵前。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大量的、關於男女兩性關係的畸形描寫，看到鬱達夫筆下人物精神頹廢的一麵：像《沉淪》中的窺淫症，《秋柳》、《她是一個弱女子》中的“同性戀”，《過去》中的“受虐狂”，以及《茫茫夜》中的“戀物癖”等。在作者的筆下，不僅寫出了青年人蒙的衝動、曖昧的欲望、微妙的心境以及男子在女性麵前的慌亂失態，而且更擅長通過描寫人物的變態心理，來揭示非人性的封建倫理綱常；不但揭示了主人公心靈的破碎，同時也展示了蒙、複雜的苦悶轉移為變態性愛的過程，使得本來是正當的不滿，用變態的、低下的形式表現出來。應該說，這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作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從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主人公變態情愛所產生的社會原因，同時，這也是人物形象在讀者心靈深處激起強烈反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