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作為“五四”時期的一個有著文體自覺的抒情型作家，他所建構的小說藝術世界，不僅是自身審美情感與審美理想的體認，還應包含著文化、社會、曆史等多種價值內涵。在這個充滿藝術張力的世界裏，鬱達夫所擁有的鮮明藝術個性，又因時代的影響和題材的局限，其小說創作意識是斑駁複雜的，並呈現出明顯的前後期分野。在本節中，筆者再從文學作品本體出發，著眼於時代的審美需求，透視其前後期作品的特點、不同的美學價值及其藝術得失。
一、對新的藝術境界的艱難探索
鬱達夫在步入文壇之初，就找到了最適合於“自己的聲音”的表現方式，他的藝術個性在“沉淪”時期就已形成，並且達到了完善的境地。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的創作就是從不同的角度來鞏固和發展這種風格的。在鬱達夫創作小說的初期，浪漫主義的主觀性、抒情性在其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要求把現實主觀化，注重於浪漫主義的自我表現。不用說，這一奇異的藝術風格滿足了一定時代一些作家的審美要求。與他人不同的是，鬱達夫的浪漫主義創作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幾乎近於極限和飽和，這種漲溢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要求突破、要求擴展、要求再探索的一種力量。另外，作者自己也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僅僅把寫作的東西令人厭倦地舊調重彈，僅限於運用單一的藝術方法處理同一性質的素材，最終必然會導致創作衝動的衰退……
“五四”運動後，現實處在戰爭、貧困和動亂之中，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和充分暴露，為文學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素材，它開始啟悟人們覺醒。因此，鬱達夫在其小說創作的過程中，越來越敏銳地感覺到：時代要求文學應貼近生活，不容許一味地咀嚼個人纖細的情感；浪漫主義的內部矛盾難以解決，消極反叛的個人主義立場局限性很大，並且也很脆弱；中國的社會環境，迫切地渴求一種具有強烈批判力量和更加冷竣的諷刺鋒芒的小說作品出現。另外，聯係鬱達夫的生活經曆，作者從日本回國之後的一段時間，為了生計和謀求職業，他輾轉南北，到處奔波，因而使他更多地熟悉了國內的情況，更為廣泛地了解到了下層人民的痛苦與不幸，對他們產生了更多的同情。鬱達夫的視野日漸開闊，他的筆觸開始投向處於社會底層的一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身上。經過創作實踐，鬱達夫小說作品緩慢而曲折地向著現實主義的方向轉變。
因此，我們看到在鬱達夫整個後期小說創作的過程中，尤其是在他開始探索新的把握現實的藝術原則的最初幾年（1927年～1929年），作者一直處於深沉的反思狀態：一種茫然的困惑纏繞著他，那種決心突破自己、從自己所造的殼子裏鑽出來的願望一直在咬噬著他，前期創作風格的高度穩態又或多或少地牽製了他，使得他顯然缺乏大刀闊斧般猛進的勇氣。為此，鬱達夫曾在自己作品的序跋中多次表露過這種幻滅情緒。但是作者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那種激進的政治觀與沉重的道德感，促使他去開闊視野、更深刻地去把握現實、努力增強批判力度、積極追求客觀寫實。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論者一般都認為，從1927年鬱達夫創作的《過去》、《微雪的早晨》等作品開始，傳達出他的抒情小說文體已轉向客觀寫實的新變化的信息。其實早在1923年，鬱達夫便陸續寫了一係列情節結構精巧、人物事件完整的“寫實”小說（如《春風沉醉的晚上》、《秋河》等），在敘述方式上，作者逐漸告別了“自敘傳式”的抒情角度，並使“我”以外的人物走上了主角的位置，“我”這個人物形象隻起到敘事線索及描寫的功能。對於這個變化，有人認為是鬱達夫成為職業作家以後，小說意識的自覺抬頭；也有人認為鬱達夫因生活所迫，“為了謀生而出賣自己的思想、知識以至人格”所作出的“急就篇”，兩種看法不無道理，因為鬱達夫本人就曾有過類似的言論。筆者以為，若從時代的需求與作家的深層創作心態來考察，似乎更具說服力。
“要想使一個具有獨特的創作個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相對穩定風格的作家，從自己所建構的藝術世界裏跳出來……創造出一種迥然不同的風格，並且在這一全新的風格中不留下任何過往的痕跡，那簡直是不可能的。要突破、要探索新路，於更多的作家而言，必須經過一個不斷追求的過程。像鬱達夫這樣一個注重於浪漫主義主觀抒發，對自我及身邊瑣事有著濃厚興趣的作家，他的道路就更是荊棘叢生。”所以，在後期小說創作中，鬱達夫雖然致力於新的藝術境界的嚐試，但因其個人氣質之故，對浪漫主義時有反顧、時有擷取，有些作品諸如《在寒風裏》、《感傷的行旅》、《紙幣的跳躍》等，寫實的成分雖然有所增加，但仍然具有前期小說的特點。可以這樣說，“它們是在已經形成的前期風格軌道上的慣性滑行，是前期創作傳統的某種程度上的延續與發展。在這裏，作者所選取的題材、抒情主人公及其所滲透的思想，以至於單一的抒情方式，輕鬆、自由、散漫的結構脈絡”，以及籠罩在小說中的幾近於深冬的氣氛，陰暗、灰冷的色彩，淒冷、沉鬱的韻味等，很難與前期小說截然分開。故而在這一時期，可以說鬱達夫小說創作表現出在兩條軌道上搖晃不定：一條是以故事情節的建構及第三人稱限製視角為敘述方式的敘事小說，顯示出剝離作者早期藝術風格的跡象；另一條是作者進行艱難的藝術蛻變時留下的殘痕。兩條軌道看似南轅北轍，實際上，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即擺脫主觀性的強烈抒情特色，向著客觀、寫實的方向轉變。正是由於這一時期的艱難探索，才使得鬱達夫後期的一些小說展現出了清新雋永的風貌。
二、客觀具體地再現現實
現實主義已經具有獨立意義並作為主導傾向出現在鬱達夫後期小說中的作品有：《二詩人》、《唯命論者》、《楊梅燒酒》、《出奔》等。如果說前期浪漫主義者鬱達夫並沒有力圖去直接揭示社會矛盾，現實在其作品中是間接的以主觀折射的方式展現出來的——就是說鬱達夫主觀地認為自己的創作並不依賴於現實，它是作家內心要求的產物，那麼，在鬱達夫的上述作品中，開始客觀地再現現實和具體反映社會環境、日常生活及人們內心情態的傾向等已非常明顯。對於鬱達夫開始向現實主義轉變，其小說特征可作如下歸納：1.對動蕩的充滿矛盾的社會現實及重大曆史轉變的濃厚興趣；2.把筆投向下層人們的現實境遇（即現實中的“小人物”已步入他的創作視野）；3.對人物和現實的描寫變得比較客觀，主體的主觀傾向潛隱在作品生動而客觀的表達之中。這時候“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鬱達夫是以一個分析者的姿態出現的，因此，浪漫主義者所心愛的素材——主觀的東西在這裏退居下去，相反，客觀現實的內容以及對此所作的具體而客觀的加工卻令人驚奇地凸現出來”。
譬如《二詩人》與《唯命論者》，這是鬱達夫罕有的諷刺性小說。在《二詩人》中，冒牌詩人何、馬的虛偽做作及其乖張狡猾的心理世界，被作者推到了冷峻的顯微鏡下，神形俱現，一種辛辣、嘲諷的意味油然而起；《唯命論者》中的李德君，是一個窮困潦倒的被擠出了生活軌道的小人物，在主人公想買獎券的天真可笑的舉動裏，滿蓄著人生可悲的深味，作品表麵的諧謔幽默和繚繞著的喜劇氛圍，掩飾不住作者在對主人公悲劇命運進行深刻、冷靜、客觀而又生動的描寫時，所蘊含著的強烈的批判色調，小說給予人的不是輕鬆的愜笑，而是掩卷後的莫名的憂鬱與深沉的思忖，一股帶有現實主義批判的冷峻的抑鬱和沉悶，夾雜著哀傷、欲訴的氣氛襲上了我們的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