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共產黨統一中國大陸前夕，梁實秋已經去台灣安居，但是梁實秋對於新生的中國大陸一代，名字也並不陌生。魯迅批判梁實秋人性論的《文學與出汗》等文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使得年輕一代從小就知道有一個宣揚人性論的資產階級文人梁實秋。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紅色文化政策的越來越鮮豔、越來越單調，一個並不單調的魯迅也被打扮成單調的紅色文人。因此，即使在那種幾乎所有文學作品都被打成毒草的“紅海洋”時代，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經典差不多一樣受官方推崇的文學作品，就有《紅樓夢》與魯迅的著作。當然，魯迅的著作比《紅樓夢》稍微差一點，因為《紅樓夢》被欽定要讀三遍以上，而對於魯迅的著作的欽定意見則是“讀點魯迅”。不過，隨著曆次運動幾乎都要征引魯迅語錄作為開場白，“讀點魯迅”的人肯定不少。於是人們就會發現，梁實秋是在魯迅的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人物之一，並被冠以“教授”、“‘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多種“桂冠”，即使在與梁實秋無關的雜文中，魯迅也會隨時點到梁實秋或者提出梁實秋來“示眾”。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梁實秋的著作陸陸續續被介紹到中國大陸。通讀梁實秋的著作，人們會驚訝地發現，盡管梁實秋最好的朋友是徐誌摩、潘光旦，尤其是聞一多，最尊敬的朋友式長輩是胡適，但是梁實秋筆下出現頻率最高的人物卻是魯迅，並給魯迅戴上了“雜感家”、“短評小說家”、“乏牛”等多種“桂冠”。一條“乏走狗”，一匹“乏牛”，真乃“不是冤家不聚頭”。時至今日，曆史紛爭的煙雲已經消散，應該是客觀地評說二人論爭的是非的時候了。
魯迅生於1881年，比生於1903年的梁實秋大了二十多歲。當魯迅到日本尋求救國真理的時候，梁實秋尚未出生；當魯迅在五四文壇上叱吒風雲的時候，梁實秋正是被五四新潮感召而喜歡上文學的清華時代。在年齡上魯迅應該是梁實秋的長輩，而梁實秋在五四時期也到魯迅家裏去見過這位長輩。那是梁實秋請周作人去清華講學，到了二周家裏誤把魯迅當成了周作人，當魯迅得知梁實秋要找的是周作人的時候，就讓梁實秋進去見弟弟。當時拜訪周氏兄弟的人很多，連毛澤東都拜訪過周作人，所以盡管這次與魯迅的見麵對於梁實秋印象很深，但是魯迅肯定是將這次見麵淡忘了。這次與魯迅擦肩而過的訪問是否也是一種預言性的象征？梁實秋與周作人的關係一直不錯，盡管在清華時期他也曾與周作人就詩歌應該不應該寫醜發生過爭論，但是後來他與周作人在北大共過事，也通過信，對周作人的為人為文評價較高，即使在周作人淪為漢奸之後，行文之中也有為“知堂老人”辯解的味道。其實梁實秋與魯迅的共性遠遠大於周作人，就是愛國之心強烈、倔強執著乃至有點好鬥。但是如果這次擦肩而過的相識不算，那麼以後梁實秋與魯迅就是隻有捉筆相鬥了。
當梁實秋在1926年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中以古典主義橫掃五四新文學的時候，就引起了執著於現代的魯迅的不滿。梁實秋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將五四文學描寫人力車夫說成是淺薄的人道主義，不符合理性的尺度，而魯迅的《呐喊》中也有一篇描寫人力車夫的《一件小事》。於是，魯迅在1927年的《革命時代的文學》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講演中對梁實秋進行了批評，但是，魯迅並沒有點梁實秋的名，而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因為梁實秋批評新文學描寫人力車夫的時候也沒有點魯迅的名，而是籠統地一概而論。此外，梁實秋1927年6月在《時事新報》上發表過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這可能是梁實秋一生中寫過的唯一的一篇播弄是非的文章，魯迅看了非常不高興，第一是對魯迅的批評太草率，譬如說“魯迅先生的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除此別無可稱”，又稱魯迅為小說家及“雜感家”，說魯迅是《晨報》副刊“特約的撰述員”，並稱魯迅已到武漢。太過敏感的魯迅覺得這篇文章有點用心險惡，因為那時武漢政府是“溶共”的，而魯迅卻是在“反共清黨”的地區。魯迅在後來的文章中說自己不是什麼《晨報》副刊的“特約撰述員”，對於“雜感家”的封號也不滿意，尤其是對這篇文章的險惡用心予以揭露。梁實秋隔天又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華蓋集〉續編》，公正地說，這是較早最精到地闡發魯迅雜文藝術的一篇批評文章。梁實秋認為魯迅的文字“極盡諷刺之能事，他的思想是深刻而辣毒，他的文筆是老練而含蓄”，並指出了魯迅雜感白話文中夾雜文言的妙處以及反語的巧妙運用等表現技巧。兩篇文章署名都是徐丹甫，魯迅不一定知道文章就是梁實秋所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後一篇文章的精妙評論被前一篇文章的“用心險惡”給遮掩了，魯迅並沒有領情。如果魯迅知道徐丹甫就是梁實秋，那麼這應該是二人結怨的開始。
當然，魯迅一貫的特點是道不同不相與謀，即使是老朋友如錢玄同、林語堂，當他們的文化選擇與魯迅衝突的時候，魯迅一樣與他們鬧翻，何況是小字輩的梁實秋？就思想與藝術趣味而言，梁實秋與魯迅的對立是全麵的。梁實秋反對自盧梭之後的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魯迅則執著於現代藝術意識；魯迅是進化論者，梁實秋至少在藝術上是反進化論者；梁實秋推崇孔子，魯迅在反傳統的時候是激烈批判孔子的；梁實秋否定五四文學傳統，魯迅正是這一傳統的開創者與維護者。在魯迅的維護五四文學傳統與梁實秋的反叛之間，發生正麵的衝突是必然的，正如在浪漫主義的盧梭與古典主義的伏爾泰之間發生衝突是必然的一樣。
果然，當梁實秋以他老師白璧德擒賊擒王的策略攻擊盧梭的浪漫混亂而宣揚永久不變的人性時，就遭到了魯迅的批駁。梁實秋在他的文學批評文章中經常拿盧梭開刀，專門攻擊盧梭的就有《“與自然同化”》等文，尤其是《盧梭論女子教育》一篇，是以讚揚的口氣暗含批判的鋒芒。他說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惟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因為在論女子教育的時候盧梭沒有應用他的平等理論，而是認為男女的性質與體格不同因而就應該施以不同的教育。接著梁實秋就開始攻擊人格平等的觀念，認為現代的民主思想不承認人的差別是不對的，“聰明絕頂的人，我們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樣的叫做人，弱不禁風的女子，叫做人，粗橫強大的男人，也叫做人”，平等的觀念就是抹煞這種差異，閉著眼睛說話。熟悉盧梭的人都知道，盧梭是現代平等觀念的先鋒，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是張揚平等的著作，他的《社會契約論》就是想以契約的方式保證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梁實秋從盧梭的學說裏發現了反平等的理論，進而攻擊人格平等、天賦人權的觀念，完全是胃口的原因。所以魯迅寫了《盧梭與胃口》一文對梁實秋的理論進行諷刺：按照梁實秋的說法，正當的女子教育應該使女子成為完全的女子，那麼，所謂正當的教育也應該使“弱不禁風”者成為完全的“弱不禁風”，使“蠢笨如牛”者成為完全的“蠢笨如牛”。魯迅還以辛克萊（U。Sinclaire）在《拜金藝術》中對白璧德的批判，將對梁實秋的諷刺直指他的思想源頭。梁實秋對魯迅的批評馬上做出了反應，以為魯迅借辛克萊攻擊白璧德是“借刀殺人”，但是魯迅在《頭》一文中指出梁實秋的矛盾，認為他借盧梭攻擊浪漫主義雖不是“借刀殺人”卻是“借頭示眾”。報載湖南殺掉共產黨員郭亮後，將他的頭掛來掛去示眾，魯迅說，可惜湖南當局沒有將列寧、馬克思乃至黑格爾的罪狀一並張貼，“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評家”。
梁實秋在批判盧梭的同時宣揚的是人性論，他以為文學表現人性才有永久性，才能禁得住時間的檢驗，並不斷地以莎士比亞為例說明文學描寫人性才有永久性。魯迅在《文學與出汗》中對梁實秋的人性論進行了諷刺，公正地說，這是一篇諷刺的妙文。魯迅說，上海的教授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例如英國莎士比亞和別的一兩個人寫的是永久不變的人性，所以至今流傳，其餘的不這樣就都消滅了雲雲。魯迅說，既然那些作品沒有流傳下來，我們的教授何以知之他們所寫的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魯迅說，隻要流傳的便是好文學，不流傳的便是壞文學，莫非中國“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曆史論將溝通了中國人的文學論嗎？如果說梁實秋的攻擊盧梭與魯迅的執著於現代相衝突，那麼梁實秋的人性論則與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相衝突——如果人性是永久不變的，那麼國民性的改造不就是一句空話嗎？所以魯迅認為，從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到未來的人，如果生物真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梁實秋有一個矛盾，即一方麵宣揚永久不變的人性，一方麵又強調人與人的差異而要從字典裏將“人”字注銷，魯迅抓住這個矛盾，以出汗為例反駁梁實秋說：出汗是古已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也有，該可以算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了，但是“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因而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不知道應該是寫香汗好還是臭汗好。
對於魯迅的諷刺，梁實秋馬上做出了反應。魯迅的小說集與雜文集不大喜歡讓別人作序，幾乎是清一色的“自序”或“小引”之類的。魯迅在有些自序和文章中，也曾經說自己原來不是學文的，譬如在《文學與出汗》之前發表的《革命時代的文學》中魯迅就說“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於是，梁實秋在《一篇“自序”》中，就諷刺魯迅道：在一家書鋪的玻璃櫃裏發現了一本書，書名與作者都記不清了，隻記得裝訂是毛邊的，記得一篇序文說：“我不是文學家；你們把我當做文學家，就錯了。我本來是學法律的，我若是作一點咬文嚼字強詞奪理的文章，或者比作文學作品更在行。我又當過兩年軍官，粗魯的罵人的話當然是永遠的掛在我的嘴邊。”翻到內文，隻見一篇寫道：“某教授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這句話不對，因為凡是‘教授’說的話總是不對的。‘講師’的話就有點對了，‘編輯’、‘撰稿者’便永遠是對的了。就說我這本書，我描寫的就不是什麼永遠不變的人性。人性哪有永久不變的？即以我個人而論，從前和某性質的係聯絡，近來又和某顏色的黨接近，從前提倡革命文學，現在反對革命文學了。進一步說，我這裏描寫的根本就不是人性。人性是什麼？是長方的，還是橢圓的？幾個錢買一斤？我不懂什麼叫人性；狗性我倒略微通一點，尤其是瘋狗的性情。瘋狗，你們知道，是很凶的，他的口齒是毒的，他不管誰是‘正人君子’。他看到誰就咬誰。貓性我也略微通一點……人性，我不懂，某教授……”這篇發表在《新月》上的文章魯迅肯定是看得到的，從而預示了魯迅對梁實秋可能做出更強烈的反應。今人隻看到魯迅的文章，以為魯迅罵梁實秋失之敦厚，其實魯迅在《文學與出汗》中僅僅是對梁實秋觀點的諷刺，而梁實秋說魯迅“從前和某性質的係聯絡，近來又和某顏色的黨接近”已是很出格，至於說魯迅不通人性而通“狗性”、“貓性”和“鼠性”，甚至影射魯迅是“瘋狗”，就是非常過分的了，後來招致魯迅對他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之罵，也就不奇怪了。
在這個時期梁實秋與魯迅的論爭，是維護五四文學傳統與批判五四文學之間的論爭。魯迅在這個轉折時期是兩麵受敵，一方麵要迎戰梁實秋站在古典主義的立場對五四文學的批判，一方麵還要迎戰“創造社”、“太陽社”站在“普羅文學”的立場對五四文學尤其是他本人的批判。而“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的辱罵比梁實秋有過之而無不及，魯迅更多的精力是放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上。但是，魯迅在與“創造社”、“太陽社”論爭的時候，卻主動地閱讀、翻譯蘇聯紅色批評家的書籍，並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向“左”轉的語境中，在不完全拋棄五四文學傳統的前提下認同了“左翼”文學。隨著魯迅、茅盾等五四文學的重鎮向“左”轉，梁實秋也在調整批評策略，就是將批判五四文學轉向批判“左翼”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並在一定程度上向五四文學認同。魯迅雖然沒有作文批判梁實秋，但是梁實秋寫了《文學與革命》等文在沒有點魯迅之名的情況下批判“普羅文學”。在魯迅與梁實秋都進行了某種轉變與思維調整之後，最早挑起魯迅與梁實秋論戰的又是梁實秋。在1929年年底《新月》的第六、七期合刊中，前麵有一篇梁實秋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後麵有一篇梁實秋的《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於是又揭開了魯梁論戰的新一幕。
梁實秋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是在繼續他與魯迅關於文學是否應該描寫永久不變的人性的論爭，隻不過在“普羅文學”強調階級性的語境中，梁實秋是以他的人性論來反對“普羅文學”的階級論而已。梁實秋認為，文學沒有階級的界限，資本家與工人的人性是一樣的，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都有愛的要求，都有恐怖與憐憫的情緒，都有倫常的觀念，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梁實秋還舉例說戀愛的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歌詠山水花草的美麗也沒有階級性。他還從作家論的角度，以貴族出身的托爾斯泰的同情民眾和終身窮苦的約翰遜的談吐高雅對比來反對文學的階級性。在“左翼”文學大力強調階級性的時候，梁實秋斷言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說，他是不承認文學的階級性的，闊人與窮人的作品他都要看。在梁實秋看來，好的文學永遠不是屬於大多數人而是屬於極少數人的。大多數人喜歡的通俗小說、偵探小說永遠是淺薄的。梁實秋還讓“左翼”文壇拿出貨色來，不要整天空嚷嚷，而他抄了幾首“普羅詩歌”，覺得實在不成樣子。
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以少有的認真對梁實秋以人性論反對階級論進行了辯駁，並將整個“新月社”作為批判的對象，認為“新月社”以硬自居卻其軟如棉，這在過去與梁實秋的論爭中也是少見的。在理論上，魯迅認為梁實秋關於人性與階級性的批評是矛盾而空虛的：“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須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魯迅嘲諷道，“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一切人呀”“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本身的文學。如果認為表現最普遍的東西就是最高的文學，那麼表現動物性乃至生物性的東西就是最普遍永久的了；如果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要表現人性，那麼無產者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魯迅還指出，梁實秋的文章本來就是要取消階級性而張揚真理的，但是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一看就知道屬於什麼階級。魯迅在一一駁斥了梁實秋的理論之後，認為梁實秋的要貨色的要求是對的，但是隨便抄兩首詩來示眾是不對的。在這次論爭中，梁實秋指責“左翼”文學拿不出真正的貨色不是沒有道理，但是認為人隻有人性而沒有階級性，就不如魯迅在承認人性的基礎上強調階級社會裏的階級性，在理論上更能夠自圓其說。
魯迅很少做逐字逐句與論敵辯難的文章，過去他與梁實秋的論爭也隻是抓住其論點的自相矛盾而攻之，或者諷刺其觀點的悖謬。魯迅這次之所以這麼認真，是因為梁實秋的另一篇文章《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戳著了魯迅的痛處，就是魯迅生吞活剝地翻譯蘇聯“左翼”文學理論所表現出來的“硬譯”。其實“硬譯”是魯迅對自己翻譯這些“左翼”批評的稱呼，並說自己能力不夠，加上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而且難解之處也真多，如果將句子拆開又怕“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於是魯迅希望讀者能夠硬著頭皮讀下去。梁實秋不管魯迅的解釋，說他硬著頭皮讀了，但還是一無所得，“硬譯”和讓人看不懂的“死譯”有什麼差別呢？梁實秋說，魯迅的小說與雜感的文筆是何等的簡練流利，翻譯《苦悶的象征》也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可是翻譯蘇聯的“左翼”批評就變成了“死譯”。他還從魯迅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與《文藝與批評》中挑了三段示眾，說誰能讀懂這樣稀奇古怪的句法呢？“讀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梁實秋繼續批評說，魯迅以中國文的缺點來掩飾自己翻譯上的“硬譯”是不對的，如果兩種語言的文法完全一樣，翻譯還是一件工作嗎？如果“硬譯”能夠保存“原來精悍的語氣”，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的嗎？
魯迅一向認為幹什麼的就要把什麼幹好，當有人指責文人無行的時候，他覺得文人無行還不失為文人，可是文人無文算是什麼東西呢？當年和陳西瀅打筆架的時候，他對於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被汙蔑為抄襲之作特別生氣；而今在和梁實秋論爭的時候，他對於梁實秋嘲弄自己的翻譯也特別耿耿於懷。魯迅辯解說，日本語和歐美不同，但是他們逐漸增添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精悍的語氣，開始自然是需要“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但是經過找尋和習慣就已經成為自然。魯迅又說，梁實秋之所以能夠讀懂《苦悶的象征》，也是因為梁實秋是新的批評家的緣故，若是在“三家村”裏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看起來，何嚐不比“天書”還難呢。而且，看不懂“硬譯”的梁實秋是不是中國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