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1926年回國後，正是新文學發生重大轉折的前夜。1927年爆發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論爭，在扭轉著五四新文學發展的方向。五四文學革命張揚的是以個人為本位的人道主義，以自由精神為本位的衝破傳統倫理的解放，其“西化”的方向是西方現代文化，但是這種文學精神與“西化”方向卻遭到了“革命文學”的否定，“革命文學”以超現代化（以共產主義超越資本主義）為旗幟，以經濟決定論與階級鬥爭學說為武器，試圖以集體主義取代個性主義，以革命的紀律來約束自由精神，其“西化”的方向也由西歐轉向俄蘇與東歐。“革命文學家”的矛頭直指魯迅、茅盾等在五四文壇有很大影響的作家，他們批判五四文學以及這些有成績的作家時用詞之激烈、態度之偏激、對五四個性主義與自由精神的鏟除之堅決，遠為梁實秋所不及。正是在這個短暫的轉折時期，魯迅受到了來自否定五四文學傳統的梁實秋與“左翼”文人的兩麵夾攻。但是很快，魯迅在“革命文學家”的圍剿中讀了不少革命文學理論的書籍，並且將之翻譯到中國。盡管魯迅在向“左”轉的時候，試圖部分地保留五四文學的傳統，但是當時的批評家根本不顧及這些，隻以為魯迅與“左翼”的“革命文人”完全合流了。隨著魯迅、茅盾的向“左”轉，帶動了一大批五四文人轉向“左翼”，梁實秋對五四文學的批評幾乎失去了針對性。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左翼”革命文學家的訴求與梁實秋的理論有許多相似之處。無論革命文學家還是梁實秋，他們都以一種西方的批評理論為指針，來褒貶五四新文學，並且排斥異己。革命文學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為指針，曾經受到梁實秋的奚落，說是“在‘左翼’之下，隻有一套刻板的批評，並無所謂批評家、理論家。因為理論根據、批評標準等等，早由馬克思、列寧、盧那卡爾斯基、蒲列漢諾夫給製定了，‘左翼’批評家的工作，僅是等候上峰發下油印綱領之後遵照辦理罷了”。其實這段話移用在梁實秋身上，也並無大的不妥，就是梁實秋的批評，早在白璧德那裏就規定好了，梁實秋的理論根據、批評標準等等，都是出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如果將梁實秋的批評與白璧德的批評進行比較，那麼，人們看到的是照搬而不是發展與背離，看到的是更為教條化而不是理論的勃勃生氣。差異僅僅在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評在中國受到了一大批人的追捧，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在中國卻隻有梁實秋等不多的幾位傳人。梁實秋與革命文學家都以文學的紀律取代了五四文學的自由，隻不過梁實秋是以倫理理性否定了五四文學的自由精神，革命文學家則是以階級論與集體主義否定五四文學的個性精神。梁實秋的古典主義批評具有濃重反現代的厚古傾向，盡管梁實秋想模糊古今之爭，但是沒有人感受不到他尊崇古典文學而否定自盧梭之後的現代文學的立場。相比之下，革命文學家比梁實秋還要寬容一些，他們否定的對象僅僅是現代主義文學，並將之稱為“資產階級頹廢主義”，而由於馬克思等人對希臘神話與莎士比亞的崇高評價，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也具有一種尊崇古典文學的傾向。馬克思關於藝術生產與經濟生產的不平衡理論，與梁實秋的文學非進化論也有共性，梁實秋反複說過，文學不是汽車，今年造的就一定比去年好，現代的就一定比古代好。而革命文學對頹廢的現代主義文學的批判，曾經引起梁實秋強烈的共鳴。即使在“左翼”文壇對他口誅筆伐之際，他也承認“左翼”革命文學家對文學使命感的強調與對現代主義的批判，是一種正確的文藝方向。梁實秋說：“有一點我以為是‘普羅文學家’之可稱讚的地方，——他們的態度是嚴重的。……‘普羅文學家’凡有所作，必是聚精會神的、劍拔弩張的，其精神是十分的嚴重。”而且“‘普羅文學家’攻擊‘為藝術的藝術’的思想，是很對的”。梁實秋甚至說：“與其學盧梭，不如學學高爾基。”梁實秋還說“普羅文學”的理論並非全盤錯誤，“實在它的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藝術論，有許多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並且是文藝批評家所不容忽視的新貢獻”。“左翼”文學家的批評後來經過改造，斷言曆史上隻有兩種文學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這與梁實秋以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來概括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也有相似之處。
然而，由於“階級立場”與留學國度等各種因素，梁實秋更多是與“左翼”文學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所謂“階級立場”，是梁實秋從一開始就反對“多數”，肯定文學的貴族性，留學美國後，這一立場不但沒有改變，反而借著所謂“新人文主義”更加理直氣壯了，所以他反對五四新文學寫人力車夫，反對人人平等的觀念，這同要解救無產大眾的“左翼”文學是格格不入的。梁實秋回國後，就與一群“英美派”的自由主義文人打得火熱，盡管文學觀念不同，但是他與徐誌摩、羅隆基等自由主義的詩人與政治學者成了朋友，這班朋友多少都繼承著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不可能不對梁實秋的文學觀念發生影響，他們的領班便是新文學的發難者胡適。開始，梁實秋僅僅是與堅持五四文學傳統的魯迅、鬱達夫等人為了盧梭發生了論爭，但是隨著魯迅、鬱達夫等人的向“左”轉，梁實秋幾乎與整個“左翼”文人成了對頭，也遭到了人數眾多的“左翼”文人的聯合圍攻。在這種文化語境中，梁實秋的批評策略不但需要調整，而且文藝思想也在發生著某種變化。在1928年之後，他就很少批評五四新文學，他的朋友對他的影響加上他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立場，使他逐漸地認同起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來，盡管他在終極的文學理論上沒有放棄古典主義。
梁實秋的《現代文學論》是一篇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非常相似的概述文壇的論文，而且也是先談外國文學的輸入，接著論述新詩、散文、小說、戲劇以及文學研究的方法，但是，僅僅相隔幾年，那種激烈否定新文學的調子已經不見了。《現代文學論》的第一句就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到現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例如白話之成為確定的文學的工具，外國文學作品與理論之輸入，中國舊作品之重新估價，新作品之試驗的創作，這都是不容否定的。”這個開場白幾乎是對《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的一種駁斥。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梁實秋認為文學沒有新舊之分，隻有中外可辨；而在《現代文學論》中，梁實秋卻使用起“新文學”這一概念來。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梁實秋是以否定的口吻論及新文學不顧傳統的遺產，而一味注重外來文學的輸入；在《現代文學論》中，梁實秋則認為“儒家根本的就沒有正經的有過文學思想”，在中國彌漫著的一直是道家隱逸出世的文學思想，充斥著的是“及時行樂的文學，山水文學，求仙文學”，與西方浪漫的頹廢的文學一氣，而西方雖然也有浪漫與頹廢派的文學，但是“西洋文學主潮是在人本主義的範圍以內”，是貼近人生的。在這種情境下，借助西洋文學的思想與仿效西洋文學的藝術，便是必要的。
在論述新詩時，梁實秋認為“自《嚐試集》以至《猛虎集》，其進步是很顯然的”，並且說早期新詩雖然幼稚，但是其“開路先鋒的功績是不可埋沒的”。梁實秋在清華時期本來是很瞧不起胡適的新詩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也是對新詩一棍子打死的姿態，但是在《現代文學論》中，由於與胡適的情誼以及胡適對他的幫忙，他反而讚美起胡適的新詩創作來，認為“這一位先鋒給我們開辟的路線是對的”，尤其是對詩歌的清楚明白大為推崇，並且對舊詩的朦朧模糊予以否定。針對新詩以短詩為主，梁實秋認為應該寫作長詩，尤其是《神曲》、《失樂園》、《浮士德》一類的詩。梁實秋認為新詩打破舊形式是對的，但是要尋求新形式，他說西方詩歌沒有不講求形式的。新詩人可以嚐試各種各樣的形式，“再出幾位大詩人寫幾篇偉大一點的作品，這新詩的藝術就可告一段落了。”梁實秋認為新文學的散文與新詩、話劇不同，在文體上與傳統銜接得更密切，而散文格式上的自由更容易表現作者的人格。“新文學運動以來，比較能寫優美的散文的，我以為首先應該推胡適、徐誌摩、周作人、魯迅、郭沫若五人。”胡適散文的清楚明白，徐誌摩散文細膩委婉中的親切，周作人散文衝淡閑逸中的雅練，魯迅散文深刻的惡辣，郭沫若散文的氣魄與才氣橫溢，構成了新文學散文的代表。對於新文學成績較大的小說創作，梁實秋的評價盡管不像《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那樣低，但是其評價仍然不高。他認為一向不為中國重視的小說是由於外國的影響，在白話文運動中才確立了在文學中的位置，然而第一流的文學家往往不是小說家而是詩人或戲劇家，而優秀的小說大概是富有詩意或劇意的小說。梁實秋為小說在現代的發展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小說不能沒有故事，卻不可專重故事，應該以故事表現人性；第二，小說“要忠實的反映實際人生，這便是寫實主義”，但是“近來寫小說的人，很少真能走上寫實主義的道路的。魯迅先生的二十幾篇短篇小說，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傳》，亦即因為在那一篇裏較為有寫實的手腕的表現罷了”；第三，魯迅介紹寫小說的經驗時說自己讀東歐、北歐與日本的小說，很容易使人誤會寫小說可以不讀西歐、南歐和美國的小說，尤其是英國的小說，優秀者譯成中文的並不多，而英國小說嚴肅的道德感，足以矯正頹廢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第四，五四以來熱衷的是短篇小說，今後當提倡長篇小說。在梁實秋看來，話劇與中國傳統的戲曲是兩種互不相擾的文體，中國古老的社會傳統還被保留的時節，戲曲無疑可以延長其生命，新興話劇僅僅受著少數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介紹易卜生愛真理愛自由的思想是對的，介紹蕭伯納、高爾斯華綏（Hohn。Galsworthy）也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僅僅介紹思想與問題，而不注重藝術技巧，不注重戲劇作家的培養，以至於到現在話劇連軌道都沒有上。文章最後講到文學研究的方法，梁實秋仍然對“現代狂”不滿，以為確立鑒別文學的標準不應該將現代的就當成是好的，其實“在文學藝術裏麵，無所謂進化，亦無所謂退化”。今人研究文學必談科學的方法，以為掌握了科學方法就無所不能，其實方法固然重要——並且是有限度的，但最要緊的還是在工夫，就是要精讀作品，讀好書，由讀書而知其人，傳記的研究是不可少的，再進一步的研究便是作者的時代背景——當時的政治狀況、社會情形、哲學潮流、文藝背景等等。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那種總體上否定五四新文學的調子相比，《現代文學論》表明梁實秋已經融入新文學的傳統之中，因而許多論斷與前文都處於對立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