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有兩類不同的文化人。一類是魯迅、梁漱溟等，將中西文化看成異質性的不同的文化，魯迅與梁漱溟都認為中國文化是早熟的自我滿足的文化，與西方文化是異質的。梁漱溟甚至還將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一一排列，並指出其實質性的差異。一類是胡適、郭沫若、吳宓、錢鍾書等，認為中西文化根本上就沒有本質的差異，而是大同小異，胡適認為文化作為人類生活的樣法是一致的，中西的不同僅僅在於當年鞭策西方的情境與力量又來鞭策中國了，錢鍾書認為“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郭沫若則在孔子身上發現了康德和歌德，在莊子身上發現了泛神論，在“三個叛逆的女性”身上發現了現代的個性解放。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文化觀的差異，與他們是哪個階級、哪個集團乃至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及其文化選擇統統無關。譬如，按照我們傳統的說法，魯迅、郭沫若是“無產階級”的，胡適、錢鍾書是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吳宓、梁漱溟是屬於“封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筆者也搞不清楚，總之是出現了“一個階級說兩樣話”的怪現象。在文化選擇上，魯迅與胡適都具有濃重的“西化”傾向，而梁漱溟、吳宓則對傳統文化特別有感情。
梁實秋很少談文化，他談的更多的是人性，但是學貫中西的梁實秋不可能沒有自己的中西文化觀，更不可能在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合的語境下，避開在中西文化之間的選擇。比較而言，梁實秋的文化觀與魯迅、梁漱溟等人的相悖，而更接近吳宓與錢鍾書等人，就是並不將中西文化看成是什麼異質的文化，而是認為中西文化是類似的，是可以相互印證的。梁實秋是哈佛大學白璧德的學生，白璧德既是法國文學教授，也是比較文學教授，但是梁實秋很少談比較文學，他還不如白璧德的另一位中國學生吳宓更多地談起比較文學。如果從中西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角度審視梁實秋，那麼可以說，梁實秋是以人性為尺度，在中西文化中尋找共通的文學現象，並以古典的與浪漫的為標準，試圖溝通中西文化與文學。
梁實秋晚年接受丘彥明訪問時說：“哈佛大學的白璧德教授，使我從青春的浪漫轉到嚴肅的古典，一部分是由於他的學識精湛，一部分由於他精通梵典與儒家經籍，融合中西思潮而成為新人文主義，使我衷心讚仰。”從文化學的角度看，歐文·白璧德的學說是有感於現代的墮落乃至釀成的世界大戰來反省西方文明的，他認為科學主義與浪漫主義是現代文明的兩個車輪，前一個車輪碾死了上帝，後一個車輪在鼓動人的情欲的發泄，結果就是整個文明的崩潰與解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把與科學主義相聯係的現實主義與具有反科學傾向的浪漫主義看成是一丘之貉。科學主義並不能賦予人以高貴的價值與完滿的信仰，而是將人與其他動物納入一個研究視野中加以審視，所導致的是自然形態的人；而浪漫主義也要返歸自然，而且認為原始的人性是善的，為反文明的自然主義張目。在白璧德看來，如果不是希臘使人均衡和諧的古典理性與基督教的上帝對人的本性的節製，文明的基礎就會崩潰。而在基督教的上帝已經搖搖欲墜的時候，白璧德尤其求助於希臘的古典理性（這種理性正是梁實秋後來推崇的，與現代的工具理性、分析理性是截然對立的，而與孔子的倫理理性是相似的）。在世界觀與政治觀上，白璧德反對進化論，反對與科學主義、浪漫主義一起勃發的民主與平等觀念；在文學上，白璧德反對自盧梭之後興起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白璧德試圖回歸希臘的古典主義，以理性來節製人的情欲以挽救文明。如果沒有理性，人與畜生無異，雖然人不一定企求更高的神性，但是做到有理性是人的起碼的道德規範。白璧德確實是一位學識非常淵博、道德感很強的學者，所以他的教化才能感化那麼多前來留學的中國學生。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西方文化來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而這一反傳統運動卻是在西方文化的壓迫下產生的，如今西方人自己也在批判現代的墮落，就使這些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感到大開眼界，以為五四文學對傳統的批判是一種文化上的錯誤。梁實秋本來是響應這種文化新潮而開始詩歌創作與文學批評的，但是，在聽了白璧德的課之後，他從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得到啟發，覺得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困境，中國文化自有中國文化的價值，因而就反對以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而是以古典的（有價值的）與浪漫的（無價值的）為準繩，試圖溝通中西文化。梁實秋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就認為所謂“新文學”就是從西方引進的文學，其目的就在於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所引進西方的又不是健康的文化，而是“浪漫的混亂”，因而他就反對將文學分為新舊，而倡導以健康的尺度來評判中西文化。
梁實秋遵從其師白璧德的比較範式，認為孔子、佛陀的教義與西方古典的亞裏士多德的教義是有相似之處的，而與西方從盧梭到現代之浪漫的墮落大相徑庭。五四新文學若是拋棄了孔子的教義，又對亞裏士多德的古典教義茫無所知，將是非常危險的。白璧德說：“在孔子的著作中，混合著許多與我們的距離遠得不可想像的東西，人們在其中會遇到至今仍未失去其效應的格言，無論何時何地，隻要人們達到了人道主義認識的層麵，這些格言都肯定會再次得到證實。在最古老的佛教典籍中……人們還能發現一種更富有想像力和靈感，因此比孔子的著作更具普遍性的正確判斷，而且這一正確判斷是表現在宗教層麵之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道主義層麵上的。”梁實秋也認為：“孔子的哲學與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頗多暗合之處，我們現在若采取人本主義的文學觀，既可補中國晚近文學之弊，又不悖於數千年來儒家傳統思想的背景。”梁實秋甚至說，白璧德“沒有任何新奇的學說，他隻是發揚古代賢哲的主張。實際上他是‘述而不作’，不過他會通了中西的最好的智慧”。在文化選擇上，盡管儒家思想不悖於白璧德與梁實秋的新人文主義，但是梁實秋又認為儒家雖為中國思想的正統，但是並沒有發揚光大：“儒家的倫理學說，我以為至今仍是大致不錯的，可惜我們民族還沒有能充分發揮儒家的倫理。”加之梁實秋自以為儒家沒有文學理論，因而要想糾正東西方文學之“浪漫的混亂”，還要靠他的白璧德主義與亞裏士多德主義。
梁實秋以孔子的倫理理性與亞裏士多德的古典的健康與尊嚴進行認同，又遵從白璧德的教示，將道家與浪漫的混亂加以認同，從而以古典的與浪漫的為尺度，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有一篇附錄叫作《中國的原始主義》，將道家與西方的浪漫主義相提並論，認為曆史上最接近以盧梭為最重要領袖人物的浪漫運動的就是中國的老莊道家。《老子》鼓勵返歸本源，返回到簡單的生活與自然狀態中，就個人而言應該返回到其作為新生嬰兒的時候；《莊子》攻擊孔子的人道主義而讚美無意識，從老子的學說發展出全部的自然主義與原始主義的含義，東西方很少有作家采取這樣引人入勝的方式提出人們所謂的波希米亞的生活態度。白璧德認為，莊子“采取的方式非常完整地預示了盧梭後來在《論不平等的起源》及《論科學與藝術》中所采用的方式”。盡管孟子等人批判道家原始主義而打響了最古老的保衛文明的戰鬥，但是白璧德又認為，儒家的標準太刻板而缺乏想像力，而將想像力讓給了道家，因此道家對李白與其他喜歡酒的詩人以及中國“偉大的風景畫派”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果說在這種比較中梁實秋比他的老師有什麼獨異的地方，那就是他認為道家比儒家對文學發生了更大的作用，換句話說，中國文學浪漫的成分比古典的成分更占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