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4章 法國象征主義與精神性(1 / 3)

正如吉·米修指出的,象征主義的產生與一種精神上的危機緊緊相連,而且這是一種“具有戲劇化色彩的精神危機”。舒雷(Sohune)出版的《偉大的先知們》一書,就指出了當時的精神危機。作者還試圖回應這一危機,從各種儀式、神話和宗教中,提煉出一種被之稱為“共同的神秘的教理”。

喬治·瓦諾爾出版了《象征主義藝術》一書,為這一精神性的探尋帶來美學上的表達。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將自然主義與象征主義相對立,認為科學與文學的相遇產生自然主義,而文學與宗教的相遇則產生象征主義。

費迪南·布呂內蒂埃在1888年11月1日的《兩世界雜誌》上發表了《象征主義者和頹廢主義者》一文。他認為,在一個物質至上的時代,象征主義又重新找回了神秘的這一概念:

曾經有人以自然主義為名,將藝術簡縮為隻是對事物的外圍的簡單模仿,而象征主義者們,僅僅以他們的名字,或者通過接受他們的這一叫法,就馬上教給年輕人,事物也是有靈魂的,而人身上的眼睛隻能抓住其軀殼,或者說其麵紗,或者說其麵具。

布呂內蒂埃認為象征主義給予藝術一種形而上的基礎,同時又帶有一種真正的神秘主義的意義:

在大自然與我們之間,存在著“契合”,潛在的“親和力”,和神秘的“同一性”,隻存在我們徹底捕捉住它們的時候,深入到事物的內部的時候,我們才能逼近靈魂。這就是象征主義的原則,這也是一切神秘主義的出發點或共同點。我們應當將這一點引入到自然主義的沉重的物體當中,就像是一種新的酵母,使它得以發酵、升華。

“風景是靈魂的一種狀態”,這是阿米埃爾的一句話,讓人記住了。但這是他的《私人日記》中唯一被人記住的話。但是,有人認為它的意思是,一幅風景會隨著靈魂的狀態不同而改變,今天可以是憂鬱的,明天是微笑的,根據我們自己是憂愁的,還是歡欣的。其實並非這樣。這種想法非常平庸,而且遠遠地脫離了黑格爾的思想。相反,我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不管風景在我們身上喚起了哪一類、哪一種的情感,不管我們怎麼想,不管我們投注入什麼東西,一個風景本身就是“悲傷的”,或者“歡快的”,“喜悅的”,或者“痛苦的”,是“憤怒的”或者“寧靜的”。或者說得更普遍些,在大自然與我們之間,有著“契合”。

這裏流露出來的美學觀,基本上還是波德萊爾式的。正是郭宏安先生在他研究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的論文中指出的,波德萊爾提出要在寫詩的時候運用一種古典詩論未曾闡明過的詩律,而這種詩律的“根更深地紮入人的靈魂”。

假如說,波德萊爾達到這一點的,主要還是靠一種具有本體論意識的“契合”,那麼,到了魏爾倫那裏,便真正是純粹依靠音樂性來達到靈魂狀態了。

對於靈魂,魏爾倫保持了極大的信心。他將詩人與靈魂的關係,乃至詩人與上天的關係,在《牧神詩篇》中,表現得十分透徹:

登上無可描述的高峰,一批

穿著白衣的歌手,神光

將他們寧靜、自豪的姿態照得通紅:

他們是那麼美麗,那麼純潔,眼中發出光芒;

在他們的額頭下,有著上帝們未曾終止的夢!

他們深邃的話語,讓世界不知所措,

世界將他們流放。他們也將世界放逐!

那是因為他們在最終明白了不能再

將他們純潔的音符跟不確定的喊叫混在一起

他們將無聊、狂暴的人群驅散,

孤獨是那麼合適他們緩慢的步伐

詩人對美的愛,這就是他的信仰

他的青天,他的旗幟,而理念,就是他的法則。

(《牧神詩篇·卷首詩》)

1874年,魏爾倫出版了《無詞的浪漫曲》,展示出一種嶄新的將詩歌的流暢性和對“靈魂的風景”的表現的嶄新手法。在《智慧》(1881)中,又出現了一種基督教的主題,使得人們可以對它們進行“頹廢”或者“象征主義”的詮釋。

年輕的詩人們很快就看出了魏爾倫詩歌中的“全新”的一麵,正如讓·馬裏奧指出:

他在尋找全新的東西,某些朦朧地既是詩歌、繪畫,又是音樂的藝術,但確切地說,又既非音樂,又非繪畫,也非詩。而是一種對各種種類的有意的混淆,是第十繆斯。

蘭波在這方麵起的作用也非常奇特。他一度曾經追求“為藝術而藝術”,在著名的寫給邦維爾的信中,他強調說自己將是“一位帕納斯派”人物,但後來在更為著名的“通靈人”信件中(1871年5月13日,5月15日),他提出了為“靈魂而靈魂”的說法。1873年他發表的《地獄一季》並沒能引起什麼影響;1875年寫成的《靈光集》到了1886年,也就是“象征主義”被正式提出的那一年才被發表,並被亞曆山大·迪雅爾丹(Dujar din)認為為整整一代尋找新形式和新的詩歌形式的人起了“推動”作用。其實,在象征主義蓬勃發展之機,蘭波已經不再寫作,用馬拉美的說法,是“活生生地自殘了詩歌”——但他對象征主義領域的詩人們來說,代表了對“靈魂底異象”的深度探索。

保羅·克洛岱爾在年輕時深受蘭波的影響。他本人承認,在初次閱讀蘭波的作品時,他就感受到了“最初的真理的靈光”,使他在“物質主義的監牢中看到了一個裂痕”,讓他感受到了“超自然的生動的、幾乎物質的表達”。

夏爾·莫裏斯在同時期出版了《今日的文學》一書。他是馬拉美的朋友,後來還與著名畫家高更共過事,他的這本書一時成為象征主義的詩學的信條。《今日的文學》反對在當時出現的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試圖建立某種藝術的形而上學和關於美的神秘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