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出版後，當時在哈佛大學、現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教授發表了一篇書評，他談到：語言的不恰當性以及如何克服它一直是哲學家、神學家和詩人共同關注的主要問題。他們都夢想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表達出傳遞的所有內容而不損害意義的豐富性以及思想、感情和經驗的起初的完整性。他們渴望一種清晰、準確有效的語言，排除了它的模糊、內在的局限以及不可避免的隱喻性，這種理想的語言可以通過傳遞卻不減少意義、內容或所指。不過我們使用的語言沒有達到這個理想媒介的標準，哲學家和神學家覺得它遠不如人意，抱怨它的無用或甚至試圖去取消它，而詩人強調無言的意義並主張“詩歌中言少意多”的觀點。哲學家、神學家和詩人都用語言來表示它所謂的不恰當性，不過這種不恰當性的指責本身就存在相互抵觸、諷刺或如劉若愚所說的悖論的必然。劉若愚引用了大量不同時期的哲學和文學文本試圖給“悖論詩學”下個定義，並很有說服力地談到了中國傳統中這種悖論詩學在詩歌寫作閱讀和闡釋中的結果。
讀過他早期著作《中國詩歌藝術》（Chicago，1962）、《中國文學理論》（Chicago，1975）和《語際批評家》（Bloomington，1982）的讀者都知道劉教授對寬廣複雜的中國詩歌和詩學領域涉獵得多麼廣，由此他寫的關於中國文學批評和它的各種概念、假說和方向的著作權威而具有說服力。像常常在他對文學的討論中發現的那樣，這本新書裏讀者可以期待同樣的博學睿智和資料豐富。如果說更早的作品中他超越了其他用英語寫關於中國文學理論的著作的人，那麼公正地說，他在這最後一本書中超越了自己。這本書更集中地概述了中國文學，從而讓讀者更清晰地看到並更深刻地理解中國詩歌中老莊思想影響的重要、道家和禪宗語言懷疑論的含義、強調含蓄或含混以及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如此容易被接受的闡釋的多義性。換句話說，這本書不是僅僅把作者在其他著作中已經談論的中國文學理論改寫了一遍，而是有一個強調詩歌語言闡釋含義的集中的主題，它在中國傳統中已經被認識到而且在詩歌和詩學中表現了出來。
通過把中國和西方文本並列放在一起和提出“傳統中國悖論詩學與當代西方詩學和闡釋學之間可能的結合點”，劉教授顯然想把這本書寫成比較詩學的一個樣本。確實這本書所引用的中國文本的闡釋明顯地充滿了作者對西方理論的理解，而且其中許多地方很有見地地分析了中國概念和表述以及對應的西方概念和表述，分析了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和分歧。例如，作者發現中國“參詩”的觀念和“互為主觀”的現象學概念存在一些基本的相似點，因為它們都認為文學文本是一個鮮活的存在，“一個互為主觀的有意圖的對象”，而且都“讓讀者承擔了積極的作用”；中國對“言外之意”的強調以及它合乎邏輯的結果即闡釋的多義性被拿來和西方不確定的概念和文本具體化做比較；對嚴羽、王夫之的討論以及他們的觀點與羅曼·英加登、伊塞爾觀念的相似性是該書最有說服力和啟發性的段落之一，劉教授證明自己的確是一位出色的比較主義學者。
但劉教授沒有聲稱給我們提供一種比較詩學，而隻是“一種中國詩學”，他謙虛地表示願意“為真正地擺脫歐洲中心主義和中國中心主義的詩學鋪平道路”。放在這樣一個視角下，那麼這本書令人讚歎地達到了它的目標。作為對待中國語言概念和中國詩學傳統的闡釋含義的先驅者性質的著作，它開啟了一片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的最激動人心和最有前途的領域，指出了進一步探索的方向。沒有哪位對中國詩歌和中國批評感興趣的人會忽視這本書所談論的重要問題或它提供的有價值的眼光，沿著它開啟的這條道路進一步研究將不得不認真地思考它的論證。
當時在喬治城大學、現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David Palumbo-Liu教授也發表了一篇書評，最後談到：“這本書最大的長處之一在於對讀者提出疑問，我們發現自己不斷地質疑語言、悖論和詩學——什麼是語言？確實有這些悖論嗎？語言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這本書十分重要、內容豐富而又具有召喚力，它讓人思考這些問題並既欣賞到它們的複雜性又欣賞到劉若愚對它們的深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