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常熟。虞山。邵齊燾墓。
天涼好個秋。
來到恩師墓前的他，神思惘惘，似乎已將深藏於心的悲戚化掉。一襲青衫襯得他愈見清瘦，形容枯槁，憔悴尤勝往昔。
他跪在他的墳前，這裏葬下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是他的上師，是教誨他、給予他指引的人，他是他的知己，是他感念已久的自己。
隱隱回憶，秋聲細細，魂魄一去，將同秋草。這個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人，遽然辭世已七年。是彈指亦是長眠。
他一直不願相信他離去，隻願解為長眠。可長眠就是，淚穿九泉亦不再見，輕描淡寫又一劍封喉。
是他，在他最茫然，最需要支持的時候，鼓勵他寫詩；是他，苦口婆心勸慰他珍養身體，為他的將來謀劃顧慮；是他，讓他最初領略了名士風度，不是故作姿態，而是淡泊名利，以身作筏，傳道授業解惑，有教無類，渡可教之才到智慧的彼岸；是他，令他明白，功名是最末等的，不求也罷；是他，教會了他，紅塵非濁，要出汙泥而不染，才算是真正的潔淨。
甚至，在他故後，他的餘蔭依然庇護著他——仲則最初的浪遊，遠遊湘楚，就是托庇於恩師的摯友王太嶽門下。
夕光褪盡，微暮蒼茫，冷風吹墳草，殘煙嫋嫋。他突然有種難以言喻的荒蕪之感——世壽何謂短長，己身雖存猶歿。
這麼多年了，他依然不能將青衫換了紫袍。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曾教會他的一切，他都未能妥善地去運用，曾經激揚的抱負，而今都在漫漫光陰中化為空談。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他既不能成為一個無俗念的人，亦不能成為一個在塵世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的人。塵網羈絆，他在其中狼奔豕突，諸般不適。所有的堅持和對抗看起來是那麼的突兀、可笑、孱弱和不合時宜。
後來的王國維曾說，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這句話，用在仲則身上也是合宜的。自九歲時句驚四座，再到十六歲時的一鳴驚人，才華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自幼苦學的功底，由名師教導的學問也都不弱於人。為何從十九歲開始就在科場上屢屢铩羽而歸？除卻那經常被人抱怨的冤大頭，無形無相、不可揣度的命運，最根本的，是他心不在此。
其實不隻是他，很多人都是這個原因。明人劉宗舟的《人譜》裏這樣評點：“唐初，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道破了這些詩人偶爾得意而終不得誌、不能仕途順達的原因。我舉出來說，並不是因為覺得這是遺憾。我是覺得，不能享爵祿，也不是壞事，人的一生，豈能為區區“爵祿”二字所拘？
書頁往還，聖賢言教，仁義禮智信，當中不乏治國謀略。他也曾興致勃勃，雄心萬丈，然，究其本心，那些修齊治平的經世之學對他而言還是太粗陋俗氣。他所真愛的，是那些靈氣四溢的詩歌。
在詩歌裏，神接先賢，指點古今，揮斥方遒，宇宙洪荒任我遨遊，三皇五帝皆我臣屬，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何等瀟灑快意？一旦落到現實中來，不免手足無措，舉動失儀。這是他的可悲之處。
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業》裏有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對話：“你能夠承受年複一年看著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你頭上去，既不怨恨也無挫折感嗎？”
“自然，我隻為我的天職而活。”
寫仲則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這段話，它像夢一樣脆弱、尖銳、明亮。
有時候我想，如果仲則真的能做到為詩人的天職而活，放下那些怨懟、不甘、隱忍，或許他也就能徹底釋然，輕鬆，自在。
得意高歌，夜靜聲偏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徹千山響。這是一位禪僧的自嘲自賞，我覺得境界甚好。
我曾為仲則設想過這樣的生活，是詩意的、近於禪悟的生活：“春聽鶯啼鳥語，妙樂天機。夏聞蟬噪高林，豈知炎熱。秋睹清風明月，星燦光耀。冬觀雪嶺山川，蒲團暖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