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墓為岩坑豎穴木槨墓，開鑿在紅色砂礫岩的小山丘上，墓上的封土早已被夷為平地。墓坑規模非常大，平麵呈多邊形，麵積達220平方米。由171根長條劈木壘成的巨大木槨置於墓坑底部，共用木料約380立方米。木槨四周及槨頂填充木炭逾6萬公斤，木炭之上為厚10—30厘米的青膏泥和厚約2．5米的夯土，夯土之上鋪一層石板。石板之上的封土均經夯打。槨室分東、北、中、西4個室。主棺置於東室，為漆繪的內、外兩重木棺。外棺外鑲有青銅框架，棺蓋四周有12個銅紐，棺底部有10個蹄形銅足。經鑒定，墓主為男性，45歲左右。與墓主相伴的殉葬人共21個，均為年輕女性，皆有木棺作為葬具，其中東室置8具，西室置13具。此外，主棺近旁還有木棺1具，素麵無漆，內有狗骨1具。
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隨葬品，主要放置於中室、北室和東室，西室僅有一些玉器、木梳、木篦等小件物品。東室主要放置琴、瑟、彩繪衣箱等漆木樂器和用具及少量兵器、馬具，另外在墓主周圍還散落有許多玉器、骨器、角器和小件金器。北室儼然是一個武器庫，放置大量兵器、車馬器、皮甲胄，還有一對青銅大尊缶和竹簡。中室擺滿禮樂器，有懸掛在立架上的編鍾和編磬以及瑟、笙等樂器，還有鼎、簋等青銅禮器，均分類陳放，井然有序，生動地再現了這位古代諸侯“鍾鳴鼎食”的奢華生活。
墓中出土的隨葬品達15 400多件，僅青銅器一項就有6 000餘件。這些銅器采用渾鑄、分鑄及渾分結合、焊接等多種方法鑄造，個別的還采用失蠟法鑄造。器物造型新穎、奇特，花紋繁複、綺麗，普遍使用浮雕、鏤空和鑲嵌綠鬆石、錯金等技法來加以裝飾，圖案包括大量的動物紋樣和幾何圖案。大型尊缶、聯禁大壺和鑊鼎器形龐大，堪稱國之重器。由方鑒與方尊缶組合而成的冰鑒，設計精巧，分合自如，器身滿飾精細花紋。尊缶內可盛酒，鑒、缶之間放置冰塊用以冰酒。這件冰鑒集實用性、科學性和藝術性於一體，堪稱蓋世佳品。尊盤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整件器物由眾多部件分別鑄出後焊接而成，其玲瓏剔透的口沿附飾係用失蠟法製作，巧奪天工，表明早在戰國時期，工匠們就已熟練掌握了失蠟法這種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
墓中出土的大量、成套的樂器，有編鍾、編磬、鼓、瑟、琴、笙、排簫、篪，既有管弦樂器，又有打擊樂器，不少樂器前所未見，是音樂史上的一次空前大發現，其中以保存完好的整套編鍾最為珍貴。編鍾大小共65枚，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編鍾總重達2 500多公斤。規模巨大，鑄造精良，保存完好，在考古發現上是絕無僅有的，被稱為我國古代“編鍾之王”。鍾麵均浮雕精美花紋，有的還鑲嵌紅銅。全部編鍾分三層懸掛在高大的曲尺形銅木結構的鍾架上。鍾架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銅圓柱承托。鍾架旁還有6個“T”字形彩繪漆木錘和兩根彩繪漆木棒，是用來敲擊編鍾的。鍾上均有銘文，絕大多數為錯金文字，共2 800餘字，內容是關於音樂方麵的，可分為標音銘文與樂律銘文兩類。將標音銘文與實際測音相對照發現，編鍾音律準確。每個鍾都能敲出兩個樂音。整套編鍾的音階結構與現今國際通用的C大調七聲音階屬同一音列，總音域包括5個八度，中心音峨12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這套編鍾音域寬廣，音色優美，至今仍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種樂曲。樂律銘文中記有樂律名稱50多個，其中多數是過去所不知道的，這些珍貴的文字資料對研究先秦音樂史具有極高的價值。墓中出土的竹管排簫、銅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等也都是首次發現。篪在已出土的同類樂器中年代最早。
墓中還出土較多精雕細刻的彩繪漆木器，如頭插真鹿角的木雕盤鹿與彩繪梅花鹿，頭部能轉動自如的彩繪鴛鴦形漆盒，以及浮雕盤龍與蟠螭紋的蓋豆等。這些造型生動、雕工精細的藝術珍品，反映了戰國時期木雕和漆藝的完美結合。在一件漆木衣箱上還有一幅寫有“二十八宿”名稱、當中繪北鬥、兩邊各繪青龍、白虎的天文圖像，對古天文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墓中還出土240多枚竹簡，內容主要是記載用於葬儀的車馬兵器。從簡文可知曾國的有些官名與楚國的相同，反映出曾與楚的關係密切。其他隨葬品像首次發現的古代銅兵器多戈戟、璀璨奪目的金盞、晶瑩剔透的玉雕佩飾等也都是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