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精明”用在社會管理方麵，可謂無孔不入，從而使規章、製度、管理極其嚴密繁複，力圖使對方無機可乘、無隙可鑽。因此他們在行政管理中，較少馬馬虎虎的官僚主義，更多的是這種極為精明厲害、鐵板一塊、滴水不漏的文牘主義。一方麵是人們的門檻越練越精，千方百計想鑽空子；另一方麵是門檻越築越高，盡量堵塞每一個漏洞。就以日常生活中排隊等車來說，在起點站，人們為了搶占坐位，一哄而上，秩序很亂，上海人很多年前就在起點站分列兩隊：一是坐隊，一是站隊；想找坐又能等的就排“坐隊”，等不及的就排“站隊”，從而大家都很守規矩，秩序井然。
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還作了比較中肯的分析：
在最通俗意義上，合理主義要求生活中的各種事盡可能的公平合理，例如合理的價格、合理的規章製度等等。一旦他認為不夠合理，他就要和你論理，要投書報刊，要呼籲公道，甚至提出訴訟。因而上海人的好爭吵、好訴訟後麵，確實存在著一種理性態度。
上海人對“理”的需求很高，要求做事有根據，有理由，有正當性，以理為判別是非的標準。那些製度化了的“理”便成了法，更是必須遵循的。它在日常生活中最大量地表現為市民據理力爭，維護個人的合理權益。這就使得上海街頭的爭吵往往是一個複雜冗長的論理過程。
上海人在商業上非常講理性，辦事嚴謹認真，突出體現在法律意識、契約意識和商業誠信意識比較強，這是長期商業社會環境熏陶的結果，也是上海人精明精細、嚴謹務實本性的自然流露。長期的職業訓練和商業曆練，使上海人的法製觀念和契約意識較為深入人心，這也成為上海人的基本素質和自覺意識。上海人確實比較精明，又顯得比較小氣，處處斤斤計較，使得外地人感到與上海人難以合作，很可能會以小失大，認為與上海人談判成功比較困難。但是上海人比較守規矩，履約程度高，法製觀念強，與上海人簽訂的合同比較符合規範，細節考慮比較周到，執行中麻煩比較少，成功率比較高。不像北方人喝起酒來胡侃亂吹，山誓海盟，聽上去很熱情，但過後就什麼都忘了，說話不算數，約束率極差。台灣人是生意場上的老手了，他們與上海人打交道，充分領教了上海人的商業嚴謹，他們認為上海人較北方人較少有超期、名聲等非經濟利益因素，而是以經濟利益為惟一準則，不搞講人情、套關係那套。他們重法製、重契約，在生意場上雙方都是正人君子，一切按合同辦事。在五方雜處的環境中，上海人善於隱藏真正的想法，避免表麵的磨擦，遵守法製，重契約，也貪小利，但極少以命相搏的。上海人是說得少做得多，一般說到就能做到；而北京人是說的比做的多。有人比喻，上海人的性格比較接近歐洲人，北京人的性格比較接近美國人。
上海一直是中國法製相對健全的城市。上海人比較重視遊戲規則，遵守約定俗成的規矩。這是商業社會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上海較其他內地城市更講究規則，從政府管理的角度講，政府事事研究得比較深，考慮得比較細致，一般不那麼容易出錯漏。一個城市的發展思路總體上來說最怕出錯，一旦出錯，代價太大。上海是守法有餘，而開拓精神不足。
上海由於所處的人文環境比較特殊，他發展的速度較快，完全是個新興的移民城市，所受傳統文化影響極少，而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所以形成的人格也與眾不同，變化也快。許多地方難以得到受傳統觀念較深的人們的理解，往往被人們說三道四，可圈可點的地方實在太多，真是一言難盡。
第五章 敢為人先的廣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