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陝西地理位置很優越，在中國的中部，雖然四麵有山河阻隔，為“四塞之固”；但它還是能與四周各地有所溝通，成為商業往來比較頻繁的地區。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
秦文、（孝）[德]、繆（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孝]、昭治鹹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漢書·地理誌》輯朱贛《風俗誌》亦雲：
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富人則商賈為利……又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
說明古代這地區雖然以“重農抑商”為主要經濟形式，但商業活動還是比較發達。秦都鹹陽、漢唐都城長安的繁華是不言而喻的。秦都鹹陽城內有鹹陽市、直市、平市、軍市和奴市等，西漢長安有九市，而唐代長安有東、西二市。當時的市都建有圍牆、市門，市內列肆，已設有市場管理機構。這些繁榮的市場，貿易往來，勢必使秦人重功利、輕倫理。《漢書·賈誼傳》中記載：
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則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並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如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並兼之法，遂進之業，天下大敗。
這種對利的錙銖必較，貫穿秦人行為之中。連呂不韋都看不慣：
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直到近代，陝西人仍有經商才幹，但遠不及臨省山西人。德國學者利希霍芬說：
陝西人和山西人一樣，在中國人特有的尺度、數、度量觀念和基於這種觀念的金融業精神傾向方麵表現出了最高度的發達。但是，陝西人的性格不可與山西人同日而語。山西大盆地中居民的金融才華，遠非陝西渭水盆地的居民可比，在數量觀念的發達程度上，陝西人也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