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自古就有巧說、好辯、善辯之習。他們喜歡鬥嘴，而且鬥起嘴來語言總是很犀利、尖酸、刻薄，火藥味很濃，外人看來很像在吵架。大街上交通事故時有發生，這時當事的老俵會爭吵評理，擺弄口舌，辯論一番。
他們玩牌時愛相互指責，當你和江西人打牌時，千萬別跟他們一般見識，因為那意味著你將受到攻擊，而且這種攻擊是防不勝防的。老俵隊的內鬥也很厲害，每打完一盤，他們總要議論得失。他們配合默契，精於計算，最終總是贏家。
江西人好辯，辯出了文化，也辯出了精神，他們秉承先祖清談的遺風。和尚道士們談佛說玄，理學大師們唇槍舌戰，文人雅士們以文會友，口若懸河、談天說地、高談闊論，練就了嘴皮子，幾乎人人都能說會道，形成“人人辯足以濟之”的世態。遇有一點小事，雙方意見不合，就會相互辯論不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執已見，有理沒理都要爭辯一番。
至少在隋唐以前，江西人還是“少爭訟”的，可是從宋代以後，卻逐漸演變成“尤好爭訟”了。
因江西在宋時的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眾多地主階級的士大夫出仕為官後，都要買田置產，發家致富，擴大自己的經濟基礎，於是擴大土地占有量的欲望普遍上升，因爭奪土地所有權而紛起的訟案與日俱增。隨著經濟的發展，封建專製的中央集權得到加強，朝廷權威更加提高，各地州縣官府有很強的地方控製能力，大大小小的庶族地主對皇權惟命是從，視官府為保護者，相互的利益爭端都唯求官府來解決，寄希望於衙門，於是進衙門打官司的事，隨經濟利益的衝突加劇並日益頻繁。江西人為了爭奪自己切身利益，必須學會訴訟，熟悉打官司的門道，以此來保護自己家業不受或少受損失。這樣江西人便自然形成“好爭訟”的社會風氣。
到明代就更加盛行，成為當地一大特色了。隻是入清以後，隨著江西經濟的衰落，清鹹豐朝以後30年中江西無三品京官，這種朝中無官的局麵一直延續下來，老俵們進衙門打官司的事情也就日漸減少了，而喜歡鬥嘴的風俗卻仍得以保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