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的編撰，有以下幾個過程：
確定主旨
編纂年譜首先應該確定主旨，就是確定編纂的主要內容。過去有些年譜的編者曾自述其編纂主旨是：編寫譜主生平、治學修身的發展過程及其成就，並兼述譜主家世、師承等內容。這自然是指撰述學者年譜而言，也就是說學者年譜應以學行為主旨。有的人更具體規定學者年譜的內容主旨應包括三個方麵：一是進學的次第，用功的標準；二是概述遺著散失情況；三是記錄師友生徒的事跡。但是，如果一個人一生平庸，沒有什麼學行功業可記，隻能彙集這個人宦跡、家世等流水賬而編成年譜，那還不如不寫。
清代史學家杭世駿對年譜有較深研究，曾提出過編纂年譜時的主旨要求說：“必其德業崇闊，文章彪炳，始克足以當此，未有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以編年紀月之法也。”必須以人物的重要事件為中心線索來貫穿全書。這就是所謂確立主旨，然後無論搜集資料，考辨選擇，論述成譜都能有所依歸而不致使年譜成為漫無邊際的流水簿，否則，那就難以稱為一部合格的年譜。
資料的搜集與考辨
年譜應以豐富資料為依據，所以一部比較完備的年譜多半都很注重搜集資料，如那彥成主持編纂的《阿文成公年譜》，雖篇幅過繁，但它大量收錄重要的奏疏、諭旨確可補國史之不足。
大量資料基本集中後，重要的步驟在於考辨資料的真偽及其價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即使細枝末節也要考辨清楚，對各種疑點都嚴加考證和甄選，必將樹立和增強年譜的可信性。
知人論世
年譜不僅敘列生平事跡，學術事功，更重要的作用在於知人論世。過去許多學者在論述年譜的社會作用時都把“知人論世”的依據歸之於年譜的編纂。年譜雖然不像寫傳記那樣，對人物可用撰者的直接評論和按譜來“知人”，但它卻是知人論世的一種好方法。它把人放在一定的“世”（社會的和曆史的條件）內，使人在與“世”結合的敘事中寓於對人的論斷。一個人通過年譜的知人論世往往獲得始料未及的效果，如清代著名學者張穆撰《顧亭林先生年譜》後，並沒有續編與顧亭林地位聲望相等的黃宗羲年譜，反而編纂以考證見長而氣節遠不如顧、黃的閻若璩，因而遭到別人的非議，認為張穆所撰年譜影響很壞，失去了年譜知人論世的作用。
附錄
年譜資料的收集範圍較廣，因此有些資料內容大同小異，有些用在譜文中比較累贅，有些隻能作旁證材料，有些則涉及譜主的逸聞瑣事，一時難以全部選錄入譜，但丟棄它又很可惜。因此常在年譜編纂體例中增入附錄一體，用來保存資料。前人曾經使用過這種體例，如蘇惇元編的《張楊園（履祥）先生年譜》後就附錄《編年詩文目》《末列年譜書目》《節錄諸家評論》《謁墓記》等，將未能入譜的資料得到保存。又如清乾嘉學者郝懿行夫婦均為學者，近代許維遹編《郝蘭皋夫婦年譜》，並於譜後附錄《郝蘭皋先生著述考》《王安人瑞玉著述考》《郝康仲先生著書目》等多種，為研究郝氏家族的學術成就提供了備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