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這些墓碑原來的葬址在空間位置上極為分散。有的是在“都城之南”，有的是葬在“北陵”，有的葬於“城南祖塋”或是“大理祖塋”。葬於蒼山者不少，但位置也不同，或是“玉局峰麓”，或是“北麓”，或是“隱仙溪下”等等。其二，這些墓碑碑主從姓氏上看有高、溪、陳、白、張、趙、董、段、楊、兀魯等姓氏。其中高、張、趙、董、段、楊為白族大姓，溪、陳、白為中原漢族流寓大理之後，兀魯為蒙古人之姓氏。可見碑主包括了白族、漢族和蒙古族等多種民族。其三，考察碑主的身份，或為名門世家之後，如高姬、陳明政、白長善、高藥師娘、楊孝先等；或為官宦之人，如董福、張明、段璉、楊伯等；或為釋教高僧大師，如溪智、趙宗、段長老、兀魯祥等。其四，從這些墓碑形製的數據來看，其形製大小較為接近，規格較為整齊劃一。此外，五華樓遺址中還發掘了另外一類較為特別的墓碑。這類墓碑沒有碑主人生行狀的詳細敘述，隻有漢字直書“某人某碑”字樣，墓碑上幾乎都刻有梵文，有的是單麵刻梵文，有的是兩麵刻梵文。如《楊藥師生碑》的兩麵刻梵文，前麵正中直書漢字一行為：“諡曰才莊世用工巧坦綽楊藥師生神道”；《釋戒超碑》，碑陰為梵文，兩麵碑首均刻佛像，正麵漢字直書“號曰一真五道德會大師釋戒超之靈”。
通過對五華樓遺址出土的元代碑刻的原址、形製和碑主身份等方麵的考察，可以看出：第一，五華樓遺址元碑數量巨大，一共有59餘通，另有大理國碑刻3通。第二，這些碑刻時間跨度極大，最早的為大理國段智祥仁壽五年（1235）《大理國故高姬墓銘並序》，最晚的為明洪武十二年(1379)《大光明寺主持瑞岩長老智照靈塔銘並序》，跨越了一百四十餘年的時間。第三，這些元碑主要為墓碑，共有57通。從分布的空間來看，極為廣闊，非一地之碑。第四，從碑主的身份而言，雖身份各異，但主要為上層社會人士。可見這些碑刻集中出現在同一個地點，顯然是經過專門收集的，而這種跨地域，收集規格極似的碑刻也非個人能力所及，極有可能是元代碑殿所集。
元代設立“碑殿”並委派德高望重之人專職看護，堪稱元代人的創製，體現出了元代統治者對碑刻價值的珍視和對文化的保護意識。因此，以“建樓時取以墊腳石之用”解說這一現象，亦是有待商榷。遺憾的是，由於曆史的變遷，元代碑群為何集中出現在五華樓遺址至今還是一個謎，仍然期待第一手的證據。
在《張長老墓碑》之後的碑刻中，再未見“碑殿”這一提法。明代《徐霞客遊記》載：“寺在第十峰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樓後為正殿，殿後羅列諸碑。”也就是說，崇聖寺中徐霞客見到了很多碑刻集中陳列。雖然無從得知崇聖寺後羅列的碑刻的詳細情況，但在佛寺中集中羅列了諸碑，一則收錄了碑刻，發揮了寺廟集中保護之用；二則為遊寺者一覽眾碑之妙提供方便，傳播了文化。這一情況或許可視為元代碑殿製度在後世的一種餘響。
$第四節 明清棺葬與白族碑刻的興盛時代
明代在雲南設立行省，采取了一係列強製措施實現大一統格局。明代在雲南禁絕火葬，強製實行棺葬。清代亦禁絕火葬，實施棺葬。白族民間的墓葬製度經曆了棺葬取代火葬的漫長曆程。直到清初，民間火葬才基本禁絕。總體而言，明清時期白族碑刻的發展遵循多元化的路向，並形成了白族碑刻創作的高潮。
一、明清時期的白族墓葬製度
明朝規定革除火葬習俗，違反者以“杖一百”、“杖一百流三千裏”直至斬首示眾懲罰。